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历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宣布实行维新变法的大政方针，正式启动后来被称为“百日维新”的改革运动。对于事态的这一变化，张之洞内心是矛盾的。从光绪帝宣布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柢，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的变法总方针，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除旧布新的具体措施看，大体没有超过他设想的范围，而且本人毕竟与康、梁维新派有过一段合作的关系，且“天下皆知张之洞本为新党”。因此，光绪帝如果在康梁维新派的推动和参与下变法成功，对张之洞的仕途应当是利好。但是，就在《诏定国是》发布的第四天，支持光绪帝引进维新派实行变法的翁同龢被慈禧太后指名开缺回籍，理由是他“近来办事多未允协”和“渐露揽权狂悖情状”。翁同龢曾是光绪帝的师傅，现在又是光绪帝推行变法的主心骨。几天以后，反对变法的荣禄被授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京畿诸军。种种迹象表明，仍然掌握着朝廷实权的慈禧太后并不赞同皇帝的所作所为，如果变法失败，于张之洞的仕途肯定是利空。“善趋风势”的张之洞在认准风向以前，于帝、后两者之间处于两难的抉择之中，决定暂时依违其间，并派亲信杨锐、黄绍箕、钱恂等“坐京”，实地观察京城的政治气候变化，随时电告湖北。百日期间，对于光绪帝接连而下的变法谕旨，他既不像湖南巡抚陈宝箴那样实力奉行，也不像两广总督谭钟麟那样顶着不办，而是随其所好，如办学堂、派游学、设商务局、变科举、裁兵练兵、清理卫所屯田等等，也不紧不慢地办他几件，不再有以往那种奉旨争言、遇事争功的热情。这期间，他听说袁世凯准备被召见时，向光绪帝建议召他入枢主持新政，他马上去电力阻，说自己“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实际是不愿意与风头正劲的维新派靠得更近。另一方面，对于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授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立即去电祝贺，说“正拜揆席，兼领北洋，大喜可贺”。这是想与正在走红的权相重臣搭上关系，实际上也等于在向慈禧太后表示忠心。这时，他的侄子张检从北京来电，说“《劝学篇》遍传日下，一时都人士无不击赏折服”，看来，各派人物都能接受。张之洞又不失时机地设法将《劝学篇》进呈给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光绪帝详加披览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下令各省督抚广为刊布。太后似乎也是看重持论平正通达这一点，对《劝学篇》赞赏有加。这样，依违于帝后之间的张之洞便有了进退有据、左右逢源的优势。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幽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捕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弟、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通缉康有为、梁启超，陈宝箴一批地方和中央官员被革职、充军。从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开始的“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张之洞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安然无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