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学”或“西学”，是指自鸦片战争以来陆续传入的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张之洞首次将其概括为西政、西艺和西史。他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但这并不是因为西人智而华人愚，而是不同的国际环境造成的。他说：“欧洲之为国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势均于敌，不能自存，故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中国自秦统一后，独处于东方，为邻者皆蛮荒落后，其治术、学术无有胜于中国者，没有竞争者，中国只须守其旧学，不逾范围，已足以治安而无患，于是“去古益远，旧弊日滋”，遂成西强中弱之势，“虽被巨创，罕见儆悟，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充塞于朝野”。对西学“不准、不信、不学，且诟病焉”。时至今日，国危民穷，而士大夫之茫昧如放，骄玩如故。“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忧，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损权，得粗遗精，将冥冥之中举中国之民已尽为西人之所役也”。因此，张之洞指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在以中学固其根柢，明确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的前提下，“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他主张有选择、有重点地学习“西艺”，如算、绘、矿、医、声、光、电、化等，和西政，如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而在当时危机深重的情况下，“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政尤急于艺”，即重点应放在学习西方有关教育、财政、军事、法律、工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但不可倡为民权，因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也不能够马上设议院，因为“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举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
《劝学篇》不仅仅是为了告诉读书人怎样去认识和学习中学与西学，其贯穿全篇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实际上是张之洞为正在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制定的根本指导方针。他在《变法》篇中说，变法是朝廷之事，变与不变之权操之于国家，但变法能否成功，往往决定于“士民之心志议论”，他自认为他的“中体西用”论便代表着这种“心志议论”。按照“中体西用”的原则，永远不可变的是伦理、圣道、心术，这些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所谓“道本”，是本体；必须因时而变的是法制、器械、工艺，这些方面西方比我们优越，应当学习和仿效，用以维护和强固本体。简言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质就是用西学来维护中体。看看光绪帝决心维新变法的定国是诏中“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这两句话，就可以知道张之洞所提出的指导方针是被采纳了。
需要指出的是，“中体西用”的理念并非始自张之洞。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就初步萌发了用西学来补中学不足的思想，主张“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后来，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郑观应更明确表述为“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未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张之洞只是这一理念的集大成者。经过他在《劝学篇》中的系统、详尽的阐释与发挥，“中体西用”才真正成为举国皆知、人人皆言的价值理念，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们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所能作出的最合理的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