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康梁维新派的矛盾，有一个从隐蔽到表面化、公开化的发展过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上海《强学报》使用孔子纪年，不用清帝年号，张之洞认为有违朝令正朔，心中不悦，但仍然善心地劝其停刊，另创《时务报》。《时务报》越来越多地撰文宣传康有为的所谓“孔子改制”，而且转载了严复的《原强》、《辟韩》等宣传“尊民叛君”和“尊今叛古”以及伸民权、设议院等言论，张之洞心中大不悦，说《辟韩》一篇，文犯时忌，宜申明误录，以解人言，否则将招至祸端，意在劝说《时务报》刊登一则启事，说明转载有误，并不代表本报观点；同时作为补救措施，他让部属屠守仁作一篇《辟韩驳议》的文字，说君臣之义与天长地久一样，永不改变。不久，《时务报》又发表梁启超撰写的《知耻学会序》，指斥达官贵人“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号召人们立知耻之志，变法图强。张之洞对这种触怒当道的敏感言论深感惊骇，恐招大祸，决定湖北停订停发《时务报》。湖南的《湘学报》和《湘报》自光绪二十三年（1893 年）十月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以来，言论也渐趋激烈，张之洞遂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致电主管报纸的湖南学政徐仁铸，说“近日由长沙寄来《湘学报》两次，其中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此间士林见者责有烦言，以后实不敢代为传播”，勿庸续寄。同日又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说《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并告诉他们，鄙人撰有《劝学篇》一卷，大意在正人心、开风气两义，日内送呈并祈赐教。张之洞感觉自己必须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以划清与康、梁维新派的思想界限，这说明两者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发展到了表面化和公开化的程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