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失败后，这年八月，康有为等人在北京筹备成立强学会，并刊行《万国公报》，借以“广联人才，创通风气”，扩大维新宣传的影响，争取朝野人士的支持。正在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接到强学会发来的公函，为了表示支持，捐助了五千两银子作会费，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的儿子张权则是该会的正式成员。九月中旬，康有为专程从北京来到南京，被张之洞安排在两江总督府内住了二十多天，两人“隔日一谈，每至深夜”。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能够累日促膝长谈，说明两者一定有相当的共识。对于康有为请张之洞主持在上海成立强学分会，张“颇以自任”，再次捐款一千五百两，并派亲信幕僚梁鼎芬、黄绍箕等八人陪同康有为去上海，操办成立强学会。但对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一说，张之洞则明确表示反对。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政治理念问题。因为传统儒学认为，孔子删订《六经》是“述而不作”，保留了先秦时期的许多好的典章制度，后人应当“恪守祖训”，不能改变这些典章制度，否则就是“非圣无法”，当诛当灭。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认定《六经》都是孔子的创作，先秦以前的历史，无籍可考，《六经》中关于先秦以前典章制度的记载，实际上都是孔子对理想社会的一种寄托，他“托古”是为了“改制”，即利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古代圣人的权威来对现实社会进行改革，这就推翻了传统的也是正统的恪守祖训的政治理念，目的是为康有为自己和维新派进行变法改制提供依据。为了增加这种变法改制的权威性，康有为还把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说是孔子所创。对于这一套理论，作为儒臣，张之洞自然不能接受，他曾经劝康有为放弃此说，康则表示，不能因为好吃好喝款待了我，我就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主张。张之洞虽然不快，但能够暂时容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