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签订，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救亡图存，变法图强，成为朝野上下每个中国人关注的主题。在甲午战争以前已经开始传播维新变法思想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这时采用上书言事的方式，介入政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马关条约》刚刚签订，康、梁等联合各省入京应试的数百名举人发起“公车上书”，坚决反对批准《马关条约》，说“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危亡，在此一举。吁请朝廷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由于领衔的康有为只是一个五品工部主事，没有直接上书皇帝的资格，这篇长达万余言的《公车上书》根本没有到达光绪帝手中，自然无法发生作用，但它很快在官绅士子间广为流传，康有为、梁启超的名字也因此为人们所知，被视为新式人物，自然也进入关注时局的张之洞的视线之中。他们反对马关条约，反对割台弃民，主张迁都拒和练兵，与张之洞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可谓不谋而合。而在康、梁看来张之洞这位“谈新法”、“改积弊”，正在飙升的政治新星，是应当借重的实力人物。这种对当前时局政治的相同认识，是张之洞与康梁维新派暂时互相靠拢的思想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