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再次启动，实际上开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这一年的三月，张之洞著《劝学篇》，其中“游学”一篇开宗名义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在派往国家的选择上，他由德国等西方国家转向东方新兴的日本，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理由是：日本距中国近，路费较省，可以多派，也易于派人对留学生进行考察；日文与中文相近，易于学习、通晓；西洋书籍太多太繁，难以尽读，日本人对其中的“不切要者”已经进行过删节，切要的已选译成日文，便于学习、掌握；日本与中国的情势风俗相近，易于仿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由于《劝学篇》上呈后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交相赞许，并谕令“广为刊发，实力劝导”，向日本派出留学生，成为百日维新中的举措之一，虽然后来维新失败，光绪帝被软禁，但这项政策并没有中止实行。这一年的十月二十五日，总理衙门电示南、北洋及湖北各派武备学生前往日本学习军事。十一月二十三日，湖北率先选派武备学堂、两湖书院的学生二十名留学日本，其中包括傅慈祥、吴禄贞和张之洞的长孙张厚琨，年龄最小的十八岁，最大的二十五岁。第二年（1899年），又选派自强学堂东文学生五名、枪炮厂工匠九名，工程学弁勇六名，共二十人，赴日本学习枪炮制造。在湖北的带动下，南、北洋和浙江等省也先后向日本派出留学生。由于风气渐开，留学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据统计，1899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共一百零九人（另说一百一十七人），1901年为二百八十余名，1902年达到近五百人。留学日本在短短的几年内成为一种时尚，这与张之洞“西洋不如东洋”的倡导和身体力行分不开。
出国留学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才逐渐进入高潮，这与张之洞的推动分不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就中国的人才培养问题奏陈朝廷，提出广设文武学堂、变革科举制度和奖励游学的建议。在奖励游学一条中，他建议鼓励个人筹集经费出洋留学，并对无论是公派还是自费出国留学的人员，学成归国后，经过复试，同样按照等第授予进士、举贡出身，优奖录用。这些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定为政策，因而极大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1903年，中国留日学生接近一千人，1904年，达到约三千余人，到1905年、1906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达到创记录的八千人左右，其中官费生约二千八百人，其余大多数均为自费生。以后逐年减少，呈下降趋势。在历年派往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由湖北或张之洞派出的留学生是最多的。如日本人佐佐友房勇在1904年2月1日发行的《太阳》报发表文章说：“来自中国各省学生约三千人，其中湖南省三百五十人，湖北省四百二三十人，皆属张之洞所派者。其他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四川等亦有派遣留学生”。又据当时一项统计，中国各省在日本的留学生，四百人以上的有湖北一省，三百人以上的有江苏、浙江、四川三省，二百人以上的有湖南、广东二省，一百人以上的有直隶、江西、山西、云南等省，最少的是甘肃和吉林，分别为二人和一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