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规定苏州及沙市、重庆、杭州为通商口岸，并须在半年之内开放。既然开为口岸，日本及其他各国就势必将像在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老口岸一样，循例租地建屋，经商贸易。为了避免新开各埠重新出现“租界”那样的“国中之国”，张之洞未雨绸缪，在条约互换后两个月，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初，就要求江苏省及苏州府地方官员“急筹取益防损之道，早占先着”，如预留水道畅通、运货利便之处，利我工商；指定通商界址，杜彼妄求；将界址外之地先行占定，免其将来推广无穷，并详细履勘，绘图具说，以便应对。他听说宁波口岸并无“租界”名目，而称洋人寄居地或“通商场”，准洋人向民间租买地基，建房居住，管辖之权仍属中国，认为内地口岸宜照宁波办法为妥，并报告总理衙门，“俟日本人来苏开议时，当饬派出之员遵示与之磋磨”，希望中央予以支持。九月初，日本驻上海领事珍田到苏州谈判开埠事宜，提出在苏州城阊门外附近地方辟为日本租界，张之洞以其地方逼窄，人烟稠密，如果辟为租界，势必强令居民迁避，坚决不予同意，指示苏州地方官员坚持租界必须距城六里之外，以宝带桥东南大斜港以南一段为妥。日本领事珍田认为宝带桥一带离城太远，“若必以远地相强，只好回沪”，以此相威胁。张之洞不为所动，一面指示谈判代表：“此事不能不争，即或彼固执，不过一时不定议而已，无所谓决裂”。同时电陈总理衙门，说“日本如占附城繁华地方，各国必纷纷援例强占，岂不将苏州城外民居铺户街道全行拆毁，尽让洋人环绕乎，尤无此办法，断断不行”，希望总署通过日本驻华公使转饬该领事，勿得不顾民情，妄为指索。由于张之洞的坚持，最后日本不得不放弃索要阊门，同意划定苏州盘门外六里许的相王庙东南一带，为通商场，为中国人多少挽回了一些颜面。
甲午战争以前，各国虽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自由向中国输入商品，并享有协定关税等特权，但不能在中国设立工厂，直接从事生产制造；外国轮船也只准航行于中国沿海和长江各通商口岸,不能航行于其他内河。《马关条约》的第六款规定：“日本居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所制造的一切货物，同进口货物一样，除交纳百分之五左右的进口关税和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外，享有免交内地一切杂税（如厘金等）的优惠。还规定，日本轮船得驶入长江直至重庆，及驶入浙江及运河直至苏州、杭州。日本如此，其他各国根据在华利益均沾的原则，也同样如此。这样一来，日本和其他各国都可以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企业，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从事生产制造，而产品又就地在中国销售，这对中国民族经济造成的冲击和破坏，比进口商品还要大。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张之洞遵旨拟定了十九条补救办法，以减轻上述各款对中国带来的危害，主要内容为：（一）条约中“任便”两字太宽，宜议定限制；（二）示谕产货地方，须先完坐贾厘捐，方准售卖；日本人在内地购买土货，只可暂行租栈存放，不准自行开行，不准自向散户收买，以免夺我产货地方坐贾厘捐；（三）所买土货，务须装运出口，不得在内地转售；（四）日本人在内地制造土货，出产后即完正税一道，运出通商口岸，无论行销内地及运出外洋，均须再完半税一道；（五）日本轮船不准贩运食盐，不准拖带民船，以免影射漏厘；（六）日本航行内河轮船尺寸大小，时刻早晚，须有限制，以免妨碍民船，且只准到指定口岸装卸人货，不准沿途起卸搭载；（七）船只非日本人购置，不得悬挂日本旗，若有冒名、包庇，查出即行充公。为了抢占先着，张之洞劝谕中国商人集资创办内河轮船公司，开辟六条航线，分别由上海至苏州、至杭州、至宁波、台州，至崇明、海门、通州（即南通）和由苏州至镇江。又向朝廷建议：江苏土货大利在棉花、蚕丝，必须全力争之，免使外洋夺我商民生计，应多设纺织、缫丝等厂。但华商力薄，空言劝导，断不能成，非官助商力不可，办法是由政府出面代借洋款作为七成成本，地方设一商务局，派公正官绅总理局事，负责具结领款和届期筹还，再由商人自筹三成，全省同心，当不甚难。这套办法，张之洞称之为“官绅商合力，保护江省商民生计”，如果成功，“不独东洋计阻，且西洋之纱亦必不来，洋商丝厂亦不能再添”。为了兴利除弊，力障狂澜，张之洞不顾人们说他“好借洋款”的讥评，奏准息借洋商二百二十六万两，用以支持江省商民购办机器，设厂制造。他还把湖北订购的纺织机器（四万零八百枚纱锭）低价转让给张謇，支持他在出产优质棉花的家乡南通，开办大生纱厂，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以纺织为主的中国近代最大的企业集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