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将大批的军用物资和饷粮及时地、源源不断地运往战争前线，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开始，这些物资均交由淮军转运局经运河转至天津，张之洞委员在天津设局接收，前敌诸军赴津请领，或派员解运至前敌各营，速度极其缓慢。“前敌统兵将帅催索军火，羽电交驰，一日数至”，张之洞则是“昼夜力疾经营，并无喘息之暇”，焦灼万状。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张之洞决定建立独立的战时转运系统，不再交由淮军转运局代运，因其“兼顾为难，不免有顾此失彼之虑”。他于南京设转运总局，于镇江、扬州、清江、宿迁、徐州、临城驿、兖州、东阿、德州、沧州、天津、山海关、锦州等十三地设转运分局。由南京至清江为运河水道，租购大小轮船往来拖运。清江至德州为陆路，每局雇养长车（骡车、牛车、小推车等）三四百辆及二百辆不等。德州至天津亦为水路，可以船代车。天津至锦州又为陆路，仍须雇养长车至少二百辆。各局允募马勇二三十名，以资护送。统计全程四千余里，用大小轮船十八九号，雇养长车三千余辆。这一“呼应灵便，端绪分明”的战时转运系统的建立，改变了前期“饷项军械件数繁重，道途遥远，冰雪载途，兵差络绎，车辆短少，节节艰滞”的局面，保障了前敌诸军后勤补给的及时与畅达。
实心办事的张之洞为了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又一次弄得心力交瘁。他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说，署两江以来，“需饷、需械、需轮，无一不难，尤苦无饷。事繁款急，兼须料理铁厂、枪炮厂诸务。自九月初患疮，不能少坐，日夜作字、饮食，皆须站立。近日疮稍愈而湿气下注，右足筋痛楚，不能行立。幸精神如常，于筹办各事无碍，力疾赶办，僚属共见”。可是张之洞只能尽其所能，保障战争的后勤，却不能保障战争的胜利。主持朝政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始终不曾下定坚决抗战的决心，他们调集大军于山海关内外，只是幻想重现十年前的镇南关大捷，以便“乘胜即收”。可是精明的日本人把军事进攻的重点放在辽东半岛的旅顺和山东半岛的威海这两个最大的海军基地和渤海门户，避免在陆路与中国军队决战。镇南关大捷那样的奇迹没有发生，清政府只能小心翼翼地捕捉乞和的时机。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日本海陆军联合攻陷大连、旅顺，清政府料想日本从此可以控制整个辽东乃至东三省，应当可以停止进攻，于是托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牵线搭桥，派了两名副部级官员张荫桓（户部侍郎）和邵友濂（署理湖南巡抚），到日本乞和。日本政府却借口二人“全权不足”，拒绝谈判，一面继续增兵，准备攻打下一个战略目标威海。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一月下旬，日军陷威海、刘公岛，北洋海军覆没。日本自恃已取得绝对有利的谈判地位和时机，才托田贝传话给中国政府，可以谈和，但“非有让地之权者，不必派来”，暗示日本只以李鸿章为谈判对手。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以“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的身份，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中日新约》（俗称《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共十一款，主要内容为：中国赔偿日本二万万两；中国割让台湾、辽东半岛给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中国承认朝鲜“独立”，等等。还规定，条约经两国皇帝批准，于同年四月十四日在中国烟台互换后，立即生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