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督鄂的前五年，即光绪十六年至二十年（1890年～1894年），主要精力用在振兴近代工业上，几乎同时创办和完成了汉阳铁厂（包括大冶铁矿和马鞍山、王三石等煤矿）、湖北枪炮厂和湖北织布官局（厂）等三大工程，准备动工兴建的还有纺纱厂、缫丝厂、制麻厂。对于张之洞此举，当时便有人不以为然，多有挑剔苛责。主要理由不外两条，一是糜费巨款，二是未见明效。这当然是首先针对铁厂而言。既然花了钱又不见效果，不如当初不办。对于这种指责，张之洞有一个原则性的答复：“从来身居局外者，既非身习其事，又未目击其难，往往以道路传闻之语，悬揣苛求。凡有关西法时务之举，或则墨守旧法，以为不必办，或则言之甚易，视为不烦巨款而办，不需多日而成。此乃风气未开之故，固亦无足深辩。”对于糜费巨款的指责，张之洞承认花了很多钱，但自信不曾虚糜浪掷，说自己亲历其事，知道筹款的艰难，岂有不力求撙节速成之理，所以“数年以来，督饬各局员事事考核，款款审慎，可省则省，可缓则缓，断不敢稍有虚糜”。此话并非饰言。光绪十八年（1892年）五月，候选知县游学诗及黄某负责办理大冶道士洑、明家湾等处煤矿，功效未见，却大造楼宇，添置器具，一味铺张，还虚开工匠工食，多用冗员，妄支滥用。张之洞以其“虚糜巨款，均堪痛恨”，立即免职，并责令其将经手费用核算明白，交待清楚，同时以此为鉴，派员分赴各项工程处所查核整顿，将一切冗工冗费概行删除，不准稍徇情面，“以节经费而重公款”。十一月，他披阅王三石煤矿每月常支各款账目，发现各房点灯洋油月用十箱，食盐月用千斤，日食三十三斤有余，以及滥用司事，多立名目，浮支薪资，种种荒谬离奇，滥支浮开，不可殚述，责令铁政局逐条详核，大加裁减，凡妄用浮开者不准报销，前已滥支者一律追回。十二月，大冶铁道工程早经竣工，共耗银四十四万余两，但大冶县民呈控尚欠工钱二三万两，张之洞立即派员清查账目，断不准路工总办侵冒重领。这些事例当然不能证明所有工程中都没有虚糜浪费的情况，但足以说明张之洞本人力杜虚糜的态度是坚决的，处罚是严厉的。何况，当时只要带“官”字的工矿企业，那一家没有虚糜浪费？张之洞曾说：“当今迂谬乖巧之人太多，不用心而好乱说，不办事而好挑眼，实不愿与此辈怄气饶舌。”指责他糜费巨款的，大概就是这种不办事、好挑眼的迂谬乖巧之人。
至于“未见明效”，张之洞从近期和长远两个层次作了回答。就铁厂、枪炮厂而言，“炼成钢铁，开出佳煤，炼出焦炭，制成枪炮，皆系万目共睹之事，不能稍有含糊隐饰”，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铁厂目前产量不大，成本过高，主要是受煤的制约，因为“铁厂各事，以开煤为最难”。开平是富煤区，煤矿兴工至五六年，用款已二百余万，始有可售之煤。湖北从找煤、试掘到最后确定于马鞍山煤矿实行机器开采、炼焦，只用了两年多时间，虽然数量不大，仅供一座生铁炉开炼，但毕竟有了自己的煤炭基地。其次是受制于常年经费短缺。铁厂从动工到建成，所费已超过部款二百万的一倍多，经过多方罗掘，始得以弥平。建成后投产开炼，如果两座炼铁炉齐开，需生产成本一百六十余万两。张之洞夙夜焦急，再四筹维，也只筹措到勉强供一炉开炼的经费，没有任何人给他以援手。开工不足，自然造成人员、设备的大量闲置，使产品成本上升，难以实现产品生产与销售之间的良性循环，无利可图。如果全厂炼铁、炼钢各炉齐开并炼，每日可出精钢、熟铁百余吨，每年可出三万吨，以时价每吨七十八两，共值二百四十万两，即价有涨落或产量不及此数，也可值二百万两，扣除成本，仍有四十余万两的利润。所以从长远来看，随着机器设备的日趋完善和工人生产技能的日益熟练，必然“出货愈速，制造愈精，所值愈多，成本愈轻。数年以后，各省风气日开，制造日盛，即可专资中国官民之用。总之，铁厂如果大举不懈，实为利国利民之举，此正今日讲求西法之大端，振兴工艺商务之始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