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津通铁路引起的争议长达半年，朝廷久议不能决，何以张之洞此奏一上，一锤定音，五天后即决定缓修津通，先修卢汉？这不是由于他的地位和影响，因为在李鸿章这些权势显赫的中兴老臣看来，张之洞只是一名刚刚发迹的晚辈，而在于他对铁路所持的别开生面、“独具特见”的新视点、新理念。在此奏和随后的几封奏折中，张之洞反复强调中国修铁路不应当将军事需要放在首位，而应当主要着眼于物产和财富的开发利用，使铁路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杠杆，说“今日铁路之用，尤以开通土货为急”。他认为中国特产之盛甲于五洲，但因交通不便，工艰运贵，所以出产不能多，销售不能广，且土货往往质粗价廉，只有经过机器、化学的加工，才能变粗为精，实现增值。有了铁路，则机器可入，笨货可出，本轻费省，土货增值旺销，“是铁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见，而国之利随之”。张之洞把他关于铁路的认识归纳为“销土货、开利源、塞漏卮”。所谓“土货”就是指国货，不仅包括中国原生的土特等初级产品，而且包括经过机器加工的二级产品。土货因铁路的便利而旺产畅销，增多出口，必然起到开辟利源、增税裕饷和敌外货、塞漏卮（财富外流）的多重作用。这样，张之洞便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把铁路的修建与民族经济的振兴联系起来，这种“首在利民”的利民论，较之首先着眼于军事目的的“利国”论，无疑要深刻得多。从上述理念出发，张之洞又提出了关于中国铁路布局的宏观设计，并将全国铁路区分为干路和支路两类，干路是国家铁路网的主体，犹如树木的主干，支路为干路所派生，如同树木的枝叶，应当优先修建干路，因为只有干壮才枝繁叶茂。干路不止一条，应当首先修建贯通内陆腹地的卢汉铁路，说此路“则铁路之枢纽，干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所萃”。他列举修筑此路的“八利”即八点理由，主要是：（一）此路因处中原腹地，不近海口，无引敌之虑；（二）南北二千余里，原野广漠，编户散处，一屋一坟，易于勘避；（三）干路袤远，厂盛站多，生理既繁，生计甚宽，舍旧谋新，决无失所。这三条，使那些以所谓“资敌”“扰民”“失业”为由反对兴修铁路的人哑口无言。（四）以一路控八九省之冲，人货辐辏，贸易必旺；（五）太行以北煤铁最旺最精，但产量低、路最难，既有铁路，则可用西法开采，矿产日多，“大开三晋之利源，永塞中华之漏卮”，这两条为修建卢汉之利，而为津通所无。还有：京畿或内地有警，电檄一传，三楚旧部，两淮雄兵，可旦夕云集赴援；设因海战而漕运受阻，则东南漕米百万吨可由轮船运至汉口，由汉口车运至京师，“足备河海之不虞”。这两条，既考虑到铁路的军运功能，又考虑到漕运的安全，使主张先修津通或先修德（州）济（南）的两派人都能接受。对于先于边地试行铁路的主张，他不以为然，说“边地偏远，无裨全局，其效难见，且非商旅辐辏之所，则铁路费无所出，不足以自存”。由此可见，张之洞关于先修卢汉、缓修津通的方案，既突出了铁路在经济社会近代化中的作用，又充分考虑到它在当时条件下的军事和漕运功能，是一个能够为各派官员接受或无法反对的最佳选择。故此，朝廷谓其“其论甚壮，其志甚远”，奕谓其“别开生面”，时人赞其“独摅卓论，扫荡群盲，耳目为之一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