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英国割占了中国领土香港，葡萄牙人曾多次利用中国被打败的机会，要求割占澳门，清政府没有同意。1884年～1885年中法战争后，由于战争的消耗和战后大办海军，清朝财政更加困难。这时，管理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建议对进口洋药（鸦片）实行税厘并征，并只准从香港一口进入，杜绝走私，说这样每年可以增收几百万两白银。清政府自然很高兴，决定派赫德去香港谈判此项事宜。不料港英当局提出，必须以澳门同样办理税厘并征为前提，因为如果香港一地缉私并征，鸦片走私必然流向澳门，澳门受益，香港却受损，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有求于葡萄牙人，葡人于是又一次乘机提出对澳门的领土要求。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月二日，中葡两国代表在葡京里斯本签订有关澳门的会议草约，其中有“中国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和“未经中国首肯，则葡国永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两条。朝廷解释订约的理由是，澳门久为葡人盘踞，无法收回，倘准其永远居住，可以设关收税，可以杜绝他国对澳门的觊觎，并下令两广总督遵照办理。四月二十四日，张之洞奏陈条约之弊，请求缓定。他列举七种可虑，说葡国早已衰落，“我之可以逼葡，葡之不足病也”，现在因事要求，曲徇其请，迁就立约，是“因筹饷而先损权”；澳门开此恶例，日后列强乘机伺便，接踵效尤，将何以对。且各国垂涎澳门已久，若以强力夺占，中国为局外之观，无从庇护，澳门终非我有。鉴于草约已立，势难中止，他提出五条补救措施，包括应声明澳门仍是中国疆土，让与葡人永远居住，葡国不得让与他国，如此则我有让地之名，而无损权之实；划清澳门陆界、水界，陆界坚持以围墙为界，不得尺寸有逾，水道准其船只往来，但无管辖之权；条约详文有“澳门及澳门附地”一语，意极含糊，又有“与葡国别处属地无异”一语，措词亦谬，应详细校对汉文，以防狡混而免侵越。最后，他请求朝廷暂缓批准。七月初九日，他致电主管签约事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重申澳门旧界止于关闸外围墙，关闸内为官地，历年葡人渐图混占，居民相持不从，闻属葡多不愿，并说洋药税厘并征，利弊全在香港，澳门无足轻重。为调查澳门详情，他决定派广东巡抚吴大澂亲赴澳门。此举史无前例，而且还要带五艘兵船，总署认为动作太大，再增枝节。张之洞不为所动，同意吴大澂如期赴澳，于七月十六、七、八等日实地履勘各村各岛，回省后两人反复筹商，决定就划清界址一事，联名再奏朝廷，暂缓定约。奏折述及澳门现状时说：“澳门一带，有葡人原租之界，有三十余年久占之界，有十余年来新占之界，有近数年图占未得之界，区别甚多，实非一致。”条约中如何分别处理上述不同状况，他提出的原则是：“原租之地听其居住，已侵占之地明示限制，察其于我有无大碍，分别租给、收回，未侵占者力为划界，严加防范。”据此，他主张围墙以内原租之界，听其永远居住，围墙以外至关闸以内久占之界，葡人已成之花园、洋房、马路似可听其自然，不必拆毁，至于兵房、炮台，如能收回固善，即听其存留亦无大碍，此界内的望厦等七村的民居民田，当划清界址，竖立碑石，已占者作为借居之界，未占者仍作官界，今后不得逾越。其澳门半岛以外潭仔（今名函仔）、过路环（今名路环）两岛，应当赎回，或已占者准其暂行租居，酌定年限，断不容其占有。他再次请求缓签条约，说澳门葡人米粮皆由内地接济，米船数日不到，立形困窘，其陆路炮旧兵单，海中只有几条小巡轮，我不急于签约，葡国断不敢与中国启衅，现在急于签约，是怕中国生悔，失去就要到手的诸多利益，所以彼利在急，我利在缓。
尽管张之洞不厌其详地陈述条约的弊害，希望能引起朝廷主事者重新审思，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月十七日（12月1日），以里斯本草约为基调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在北京签订，这是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三百余年第一个涉及澳门地位的条约，并由此取得永居澳门的法律依据。张之洞没有能阻止条约的签订，甚至也没有像他主张的那样，延缓至十年后再议，但并非毫无收获，条约虽然有中国允许葡国永居（原草约为永驻）、管理澳门的约定，却没有了张之洞曾经指出的“以及属澳之地”和“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等含糊、荒谬的文字。这就实际上肯定了澳门仍然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葡人只是在划定澳门界限之内有永久居住的权利。澳门的领土主权总算留住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