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桂越边界的勘分，主要集中在谅山及以北地区的归属上。早在《天津新约》签订之前，张之洞便主张暂缓从谅山撤兵，使我方处于有利的谈判地位，没有被采纳。后来他又建议在镇南关与谅山之间设立缓冲区，即所谓“瓯脱”之地,也没有被采纳。现在新约规定中国应在“谅山以北”指定通商处所，谅山自然归属法控越南。朝廷要他拿主意争回谅山或宽留瓯脱，他回说：“今议此不易，恐非口舌所能为功，惟有盛我兵威，隐相抵制，或有可商”，但朝廷又怕重起战端，不敢采纳。既然如此，张之洞只能在“谅山以北”上做文章。他上奏朝廷：查新约边界设关收税之处，应在谅山以北，考镇南关至谅山四十里，出关至文渊十里，文渊至驱驴墟二十里，驱驴与谅山仅隔一河，因此，此次桂越分界设关之处最好定在驱驴墟，“驱驴不得，再议文渊”，并且“必须力争以文渊州为限”，不能再让至镇南关，理由是：文渊州大山分峙，其山头安炮，飞弹可击至南关内之关前隘，若就镇南关设税关通商，则法于此设领事，中外之险，法与我共，将来实无防遏之策。并指出，如果最后定在文渊设关，应议定法人不得于此筑炮台。张之洞的这些意见，早已与邓承修交换过。他俩是十年前翰林院的老相识，又同为清流党，自然一拍即合。十一月中旬起，勘界谈判分别在文渊和镇南关两地交替进行，邓承修即据以与法方代表浦西埃反复辩论，如在十二月初八、初十两次会议中，邓提出边界改正意向，指出谅山以西至保乐州，以东至海宁府（即芒街），应划归中国，浦答以条约只说“稍有改正”，稍有按中文是微少之意，不能说到谅山及东西如许之地；邓驳以现在整个北圻（越南北部）都听贵国保护，更正此区区之地，非“稍有”而何？浦又云谅山是北圻内地，不得指为中国边界；邓答以条约明有“指定中国边界两处，一在谅山以北”字样，是中国边界原可以谅山为断。就这样，“法方力持‘稍有’二字不肯扩充，修等亦坚执改正二字力为辩论”。张之洞得知此情，立即回电表示“辩论扼要，持守坚强，钦佩无似”。但朝廷却不以为然，说“我若逾约而争，彼或借口罢议退去，则衅端终归未了”，指示邓承修“须相机进退，但属越界之地，其多寡远近不必过于争执，总以按约速了,勿令借端生衅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仍然支持邓承修定力坚持。另一方面，法国通过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不断对清政府施加压力。生怕法国罢议决裂、衅端再起的朝廷不高兴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正月二十六日和二十八日，李鸿章两次电达谕旨，严厉批评邓承修“空言争执，迄无成说”，指示其将所争新界暂置不论，只就老界履勘划定，并警告邓承修“切勿固执己见，贻误大局，致干重咎”。张之洞也受到警告，说“该督身膺疆寄，应当力全大局，倘固执己见，致启衅端，定惟该督是问”。邓承修想不通，托病回到龙州，朝廷以其托病迁延，大负委任，交部严加议处。张之洞也有些心灰意冷，致电邓承修，说“此事以必可争之地，必不敢决裂之虏，稍持一日，吾事济矣。乃赫德欺妄恫喝，愚我总署，鄙人力助两公，苦口渎陈，终为赫蔽。此关天意，惟有痛哭流涕而已。洞已于去腊十二月十八日乞病开缺。边事茫茫，恐从此中华难振，岂惟两粤之忧”。一次本来可望打赢的战争尚落得个丧权失地的结果，何论其余？张之洞“恐从此中华难振”的忧虑并非没有道理，但他还得为难振的中华帝国效力，幻想着重振的奇迹出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