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福是广西上思人，字渊亭。早年率众参加天地会起义，树七星黑旗，号称黑旗军。起义失败后辗转至滇越边境山区，开荒屯田，自耕自食，后屯驻越南保胜（今老街）。法军进攻越北时，刘永福应越南政府的请求，率黑旗军援越抗法，被封为三宣副提督，曾在河内、纸桥大胜法军，击毙侵越法军头目安邺、李维业等。黑旗军在援越抗法斗争中所显示的实力早已为张之洞所注目，他在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的《敬陈战守事宜》一折提出十七条对策中，便有“用刘团”一条，主张给黑旗军以精械巨饷，授刘永福以武职，不要怕因此而激怒法国人。就任两广总督伊始，针对法国根据天津简约的规定要求驱逐黑旗军，光绪十年（1884年）闰五月三十日，奏请朝廷千万要保护刘永福，并表示“洞意愿招纳之”，日后必有大益。七月初四日，他又上奏朝廷，说“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围越以用刘为实济”，并派唐崇崧率粤军四营再次深入越境，联络和协助刘永福，接济大量饷械，还为刘永福争得一个“记名提督”的头衔。整个战争期间，黑旗军与清朝正规军协同作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作出巨大牺牲，队伍从三千多人减少到不足两千人。对于这样一支战功赫赫，曾经令法国殖民者闻风丧胆的武装，现在面临着被消灭的命运，张之洞于心不忍，表示要竭尽全力保护刘永福。但是如何保护和安置刘永福和他领导的黑旗军，张之洞颇费心机。他原来倾向于黑旗军继续留在屯驻已一二十年的越南保胜，那里地险瘴毒，米粮充足，又能自己制造武器、弹药，且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直接威胁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成为我国云南边境安全的一道屏障，一旦有事，胜则进取，败则退入国内，而且刘永福本人也不愿意撤离越南，害怕回国后朝廷不容。另外，云贵总督岑毓英也表示不欢迎刘永福和黑旗军退回云南。不久《天津新约》签订，第一条规定“无论何人侵犯，中法均应保全护助”。这一条的实质正如张之洞所说：“何人者，刘也，护助者，中国助法剿灭刘也。法恶刘、总署恶刘、北洋恶刘、岑师恶刘。法恶之而甚畏之，故约以此为首。黑旗不去，法虏不安。”法国人、清政府中主持外交的人、李鸿章和岑毓英这四种人都深恶刘永福和黑旗军，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其命运可想而知。只有张之洞站出来为刘永福鸣不平，说“洞敬其为数千年中华吐气，故竭力护持之。洞于边事大局已无补救，不过欲保全一义勇奇男子”。此时，黑旗军如果继续留在越南保胜，势必会被“恶刘”者们以违约为名将其消灭，惟一的办法是劝其回国。如果回国，最好当然是屯驻于云南边境，但岑毓英污刘“累重而贪”，不表欢迎。张之洞多次上奏，说服朝廷同意刘永福和黑旗军回国后驻扎广东，“归洞部下”。
刘永福此时对回国后的命运仍存疑虑，迟迟不愿回撤，而朝廷一再严催张之洞说服刘永福必须如期撤回国内。张之洞只得多次派人到刘营慰劝，并对刘提出的条件逐条作答，同意其继续统兵二千人，如旧部不敷，到粤后再募足，并一概发给后膛精枪利炮，给银二万两安置部众家属，为有功及伤亡将士奏请奖恤等，还在广州城内的豪贤街为他准备了公馆。刘永福有感于张之洞的知遇之恩和盛情关爱，始率众回国，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二月到达广州，不久被授予南澳镇总兵，正式成为清朝的一名军事将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