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可以私下向知心友人发牢骚，说气话，但决不会甩手不干。所谓“乘胜即收”的决策已不容置喙，停战撤兵的严旨不容违抗，于是，他把抗争放在即将开议的条约内容上，想尽量挽回一些国权损失。光绪十一年（1885年）三月初三日，他奏请朝廷，在与法国谈判天津简约的详细条款时，对原约提出几点修改补充：（一）我虽撤兵，彼亦不得进兵，应原地驻扎；（二）越南与广西近界的谅山、高平、广安和与云南近界的保胜等，应划为中立缓冲区，法军不得屯兵、筑炮台，以免离近生衅；（三）法军应立即撤离台湾基隆、澎湖，以显示和好诚意；（四）原津约但言于法国商务极为有益，应改为中法商务彼此均有利益，以昭平允；（五）原津约有法越条约内“不插入伤碍中国体面”字样，语意含糊，应载明听越朝贡于中国；（六）刘永福及其黑旗军，法军不得寻仇攻击。他提醒朝廷，乘此撤兵限内，彼或虑变，较易商量，尚可补救一二；若我兵已退，彼军渐集，据要养力，重又要挟，更难争论。十九日，张之洞又致电实际主持和议的李鸿章，说“我兵既退，诸事难商，公老于戎行，何不虑此。会议详约，万望力争。天下责望，惟在公也”，希望李鸿章能够重视他的上述意见。可是老于世故的李鸿章回电却说，议约的事始终由朝廷主持，虽说授予我全权，其实“不过奉文画诺”而已，你这样高抬我，是因为不知内情。张之洞又一次徒叹奈何，但仍作最后的努力。他致电督办福建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闻详约数十条数日内即画押，无非利法害华之事，洞请发沿海、沿边疆臣筹议，不报。洞前后电奏二十二次矣，三争撤兵，余争条约、地界、商务、刘军、义民，初则严责，后则不理。人微言轻，无术挽救。若再草率画押，后悔莫追。公有回天之力，幸速图之。”无奈，左宗棠这位湘系元老、中兴名臣，同样无力回天。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签订由法方提出的《中法新约》十条，除继续保留原天津简约有关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占领，从越南撤兵，允许法国进入广西、云南等地通商外，又增强了中国应降低进出口关税、中国将来在南境修建铁路须与法国商办，以及双方派员勘定中越边界等。通过以上条约规定，法国实现了挑起这场战争的主要目的，它承诺的惟一义务，是从台澎地区撤兵，但前提是中国军队必须首先从越南北部撤走。当时在越南的中国军队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政府名义派出的正规军，这些军队在《中法新约》签订前实际上已经奉命全部撤回；另一种是被称之为“匪党”的非正规的农民武装，其中尤以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势力最大。条约第一条规定，对于这类“匪党”，中国政府必须设法解散。为了刘永福和黑旗军的命运，张之洞不得不再次苦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