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虽正在忙于整治山西，但他心系南国安危，极为关注中法间事态的发展变化。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二十日，他两次上奏朝廷，指出法国图越窥滇，蓄谋已久，中国断无坐视之理，应当积极备战，并把重点放在两粤，建议派李鸿章这样威望素高的重臣驻粤督办。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初一日一天之内，他又连上三折，陈述自己对危机的看法。他认为，法国贪悖不道，攻夺不已，其野心决不止于尽占越南，必将移兵来华，以武力胁迫中国接受其侵略要求。要阻止其侵略扩张，“惟有一战”，并预言：“事势如此，边患已亟，来春二月，必有举动。”他不满朝廷的态度游移软弱，说皇太后不肯力主用兵，恭亲王自不能不力保和局。恭亲王如此，其他枢廷、总署诸臣可知，外省疆臣更可知。面对着虎狼无厌的法国侵略者，而我执一不破和局之见，怎能不妥协迁就。他希望皇太后、皇上凝神定虑，奋武筹边，厉兵决战，说“从来举大事者，必须毅然担当，不计小利小害，乃能成功，而兵事为尤甚”。其制胜之要，则尤视圣心之定与不定。只要朝廷下定决心，全国军民一定同秉此坚定之一心。心定则气壮，气壮则力果；心定则神闲，神闲则智出。主饷主兵，任谋任战，各竭其能，各效其力，如此，不必合天下之全力，“即广东省城之义民，足以破法人而有余矣”。他进而就对法作战和防御问题提出了十七条具体建议，指出敌我双方优势和劣势，长处和短处。如“择战地”一条说，志在必战，则非争越南不可，若全力争越，法人拒守不暇，何敢内犯，即或内犯，也不能大举，不能持久。在“务持久”一条中，他说法兵远来费巨，利在速战。我军新集，忌在浪战，宜告诫前敌将士持重养威，谋定后动，断不可急于攻城攻地，更不能株守空城，给敌人当炮靶子。只要相持数月，待法军技穷力疲时，主客军合力乘势攻击，旬日间可以尽逐法人，尽复越地。在“散敌援”一条中，张之洞建议清政府利用法国与其他列强之间利害矛盾，急与英、德、美、澳及日本诸国进行交涉，请共遵守国际公法，不给法国以接济。他还对天津、烟台、旅顺、广东和闽浙沿海的防务，以及如何筹地雷、购军火等提出具体办法。
张之洞的主战言论，得到朝野上下的热烈响应。清流党人邓承修、孔宪彀等二十余名京官联名上奏，指斥李鸿章“视弃地犹弁髦”，请求朝廷统筹战守，争取主动。四十七名御史也会同翰林院弹劾李鸿章一味退让求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时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湘系元老左宗棠和驻英公使曾纪泽等，也交章奏请主战。针对李鸿章所谓战端一开，必然兵连祸结，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加之我国海岸绵长，防不胜防，左宗棠指出法国虚悬客寄之师，劳兵数万里之外，势难持久；我沿海各省长期办理海防，已有准备，江浙沿海则声势已强，无虞侵犯，表示自己虽然年老体衰，但有督师出征的经验，且旧部健将尚多，愿意亲赴前敌指挥。强大的主战舆论，加之妥协退让并没有停止法军步步紧逼的现实，迫使朝廷在不放弃和谈的同时，转向战争准备，以应对法国的军事进攻。
要备战，按照张之洞的见解，是重在两粤，必须派声望素高的重臣前往督办。朝廷以李鸿章知兵，曾有意调他往广东，但李鸿章大为恼火，说派我这样的白头老翁去守边，未免“以珠弹雀”，大材小用，朝廷调度如此轻率，真让人寒心，实际是不愿离开他的北洋老巢。李鸿章既不愿去，剩下的声望素高的重臣就数左宗棠了，且表示过自愿亲赴前敌。但既然刚过花甲之年的李鸿章都倚老卖老不愿上前线，怎么好派已过古稀之年的左宗棠去呢？于是，朝廷想到主战最力又勇于任事的新秀张之洞。这一年，他四十七岁，正值年富力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