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传统社会的本业，也是山西社会经济的基础。为了复苏山西经济，务本以养民，张之洞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见诸实施，并初见成效的，有奖励垦荒。山西自光绪三、四年连年大旱后，人口逃亡，土地大量抛荒。光绪五年（1879年），曾明令各地招人垦荒，由于急于升科开征，应者寥寥，成效不大，到张之洞接任时，全省仍有新荒未垦地一万余顷。张之洞奏准朝廷，今后无论有主无主荒地，均以实际开垦之日起，限三年以后升科起征，在此以前，概不得派及差徭，对无力开垦者，由政府酌给牛具种子，办理认垦执照手续等费不取一文，并对州县官吏详切考核，劝垦数多者优奖，漠视荒芜者重惩。“如此缓其赋役，杜其扰累，资其物力，小民均见垦荒之有利无害，必将踊跃认垦开荒，一二年间，便可尽化无主之地为有主之田，自然民食不缺，正赋自不终亏”。政策的调整与优惠，调动了无地流民的积极性，带来了“闻风争夺，惟恐不及”的认垦潮。又如裁减差徭。晋省州县虐民之政，不在赋敛，而在差徭。所谓差徭，并非无偿役使民力，而是摊派差钱，各县自数千至五六万串不等，州县按粮摊派于各户，所收差钱，官吏朋分。又于交通要道设置车柜、骡柜，稽查收费，一车一骡，动索数百数千，以致外省脚户不愿入晋，外县车骡不愿入省，远近行旅，视为畏途。张之洞首先重点整治通往省城差务最为繁忙的五条驿道的沿途州县，令其各自设立差局，自备、自养车骡，严定章程，不准索取民间一钱，不准骚扰过客一车。同时规定所有本省及外省经过晋境之文武员弁兵备，需用车马，务遵定制，不得例外骚扰。经过整治，很快出现众情欢欣，四乡车畜联镳接轸，南北商旅渐有坦荡之乐的繁荣局面。再如禁种罂粟。山西全省几乎所有州县都种植罂粟，熬制鸦片，其中最严重有二十余州县，旷土伤农，家无存粮。晋省官吏士民兵弁胥役，以及妇人女子，类皆沾染吸食鸦片的恶习，人人怠惰颓靡，毫无朝气。在官者不修其职，食力者不勤其业，长此下去，贫者益贫，弱者益弱，数十年后，山西还会存在吗？他分析以往禁烟失败的原因，一是官方态度不坚决，禁弛不一，朝令夕改。二是州县官吏视之为利源，私收亩税。据此，张之洞向朝廷陈述鸦片不可不禁的四条理由，表示严禁的决心，同时提出具体禁烟办法，先禁膏腴肥沃之地和腹心之地，后禁贫瘠硗薄之地和边厅之地；将禁烟责任落实到基层的乡保社首，撇开贪卑吏胥，禁之于罂粟播种之前，毋毁之扬花之后，力禁庇扰，严定考成，以真心实意劝诫或感动种烟之民。他相信，如此循序渐进，虽不能务绝根株，而少一畦之罂粟，即多一口之余粮。对染有嗜好的官员、弁兵、士子，则多方劝诫，并设戒烟局延医购药，劝其戒断，否则官员予以撤职，弁兵予以裁汰。光绪八年（1882年）十月，正值罂粟布种之时，他饬令各州县官员务须密访亲巡，竭诚劝谕，实力禁绝，并将查禁不力情形随时禀报。他表示，本官“惟以能禁与否，定地方官之功过，禁绝者优奖，不禁者严参”。俗话说，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张之洞对禁烟一事就抓得很紧很紧，对于各州县的禀报，他都亲自批阅，写出评语，分别指导。如阳曲种烟之风甚炽，该县县令在禀报中说于未种之先亲历巡查，竟无偷种，“夫不待烟苗出土，则有无种植，凭何而查”。且既云查无偷种，复云禁除不易，“一禀之内自相矛盾，并未讲求实际，大属非是”。怀仁县擅令违禁偷种者“民则杖毙，士则监禁”，他斥为不谙治体，粗疏太甚，任意妄谈，令其妥为劝禁。霍州知府亲赴各村查拔罂粟，专以开导为主，露坐倚轮，不带多役，毫无官派，坦诚相见，苦口相劝，百姓感动，南坛等四十余村，自觉将烟苗一律毁尽，无有违抗。张之洞赞其办理得法，深堪嘉尚。蒲县南沟一带和交城之古胪峪，长约数十里，山路险峻，地势深邃，客民租地偷种，恃众梗抗，非寻常劝惩所能禁绝，禀请派兵前往，以资镇慑。张之洞准其所请，并指示如烟民闻风知威，自行拔毁，可不予追究，否则弁兵进山押令拔毁，并将违禁之客民和租地之山主等分别严惩，并具永不再种甘结（保证书），其中如有实在穷苦无力改种之土民，由政府酌给籽种，以示体恤。张之洞恩威并用，雷厉风行，禁烟第一年，全省大部分地区已无罂粟种植，过去种植最盛的代州和交城，则“一律净绝”，分别改种桑棉麻菜等经济作物或杂粮，吸食者纷纷赴省城戒烟局就医购药，络绎不绝。流毒久远的鸦片之害，经过张之洞一年的治理，在山西基本肃清，他深信“三年以后，可期此毒永除”。张之洞禁烟成功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既然烟毒之害尤甚于各省的山西能够做到，其他各省更应该能够做到，问题的关键诚如张之洞所说：“所以向来不办者，不过大吏畏难，有司好利，天下兴利除弊为难之通患，大率类此。”
张之洞在大力整肃积弊的同时，也不忘兴利养民。除前面已经提到的奖劝垦荒以外，如在包头、碛口两地建仓积谷，高廪广储，以备灾赈；浚文峪、瓷窑河以兴水利，筑汾河土堤以御水患，续修四天门、韩侯岭等山路车道以便工商行旅，创办令德堂，维修孔庙、贡院以倡文教，设桑棉局为晋民开生财之源，以及设教案局以调处民教纠纷，筹饷练兵以备边防，严行保甲以靖社会等。以上诸多兴利除弊举措，正如张之洞所言，皆是“儒术经常之规”，即传统的治国安民之道，但并不是每一个封疆大吏都能够使其见之于实行。张之洞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有定识、有魄力，认真、执着地去实践这些传统的儒术经常之规，并取得显著成效，昔日积贫积弱的山西省开始出现“民有余粮，官有余力”的新气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