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八年（1882年）新年伊始，张之洞即行文各司道府县，令其将所属实任、候补各员的品行业绩优劣逐一填注事实，确加考语，限本月内寄呈抚院，以凭印证参考。经过明察暗访，查证落实，于四月专折奏参了贪纵害民、昏惰无能的同知定福、知州李春熙、知县萧树藩等九名地方官员和违例经商、欺行霸市的绿营游击刘定邦，同时又专折保奖了操守廉洁、政事勤明的太原知府马丕瑶、阳曲县知县锡良等六名良吏，“以为晋省官吏之劝”。这一褒一贬，给向来贤否颠倒，功过不明，作风懒散的山西官场造成不小的震动。张之洞从前任巡抚卫荣光那里了解到，山西吏治之所以腐朽败坏，积重难返，全由布政使葆亨、道员王定安等坏法乱纪而起，这两人曾经代理过巡抚和布政使，在晋为官久，权势大，而且朝中有人，各级官吏大都趋附其门，因缘为奸，不除掉这一伙人，晋省吏治难望澄清。这年六月十二日，张之洞查清了葆亨、王定安两人的贪赃枉法的种种事实和人证物证，以玩视民瘼，虚糜库款，贻累属吏，及公款私存以谋利等罪名，上奏朝廷给予严惩。他在奏折中说，大抵晋省弊政，事事皆葆亨出名，而大半皆王定安播弄，该二员在晋，官民愤怨，万口沸腾，然不加以惩罚，既无以谢灾余亿万之穷黎，亦无以挽晋省官场之风气。对于张之洞旨在肃吏治而厚民生的请求，朝廷立即予以批准，谕令将葆亨、王定安一并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另外两名与之合谋弊混、为虎作伥的善后局官员陈本和安颐，或被革职后驱逐回籍，或交部议处。布政使俗称藩司，掌管一省的财政和民政，是地位仅次于巡抚的第二号人物，张之洞此举扳倒两任布政使并发往极边从军，这是他的前任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既显示了敢于碰硬的决心和魄力，也显示了朝廷对他有求必允的充分信任和倚重，山西官场习气为之一变。
张之洞深知，惩贪只是整肃吏治的一个方面，是手段，不是目的。许多官员并非生性贪得无厌，而是因公负累太多，上司诛求太甚，因此，“养廉课吏”是更重要的方面。他首先带头将原定由各司道孝敬巡抚衙门的“公费”和桌饭费二万五千余两，及例送门包、水礼等陋规一概裁禁，表示：本大臣自有朝廷发给的薪俸银可供支应，如有不足，自当以俭养廉。然后体察情形，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下令各属原有解送公费者一律裁汰或核减，全省每年共省减七万八千余两。对于地居瘠苦的少数州县，则从巡抚衙门所裁各费之内酌提津贴，予以补助。此举的目的在于为府州县各级官员减负，使其官项无亏累，上司无诛求，得以尽心于民事而无苛扰，四民感奋而尽力于百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