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任满交卸回京，又过了两年的悠闲生活。这时，他已官至翰林院侍讲。随着官阶的递升，加之两度出任学官的经历，张之洞的名声鹊起，得以广交名流显宦如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宝琛、李慈铭、王闿运等人。他们过从甚密，或相约登高野炊，探幽觅古，访贤问佛，或泛舟赏荷花，憩饮渔家园，或雅集赋诗，唱和联句，或品茗对弈，或相与考识金石文字。这时的张之洞已经没有了初入翰林那几年的清苦与烦闷，可谓意气风发，并留下大量的诗词歌赋和学术文字。
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张之洞奉旨出任四川省乡试副考官，随即被授为四川学政。这是他四年来第三次出任考官和两度简任学政。十月，他在报告已到任接篆视事的奏折中，针对四川幅员广大，考生众多，科场弊端较他省为甚的实际情况，表示一方面要励以廉耻，端正不良士风，勉以读有用之书；另一方面，要惟力是视，整顿试场积弊，转变不良考风，目的在于有裨士类，为国家选拔有用之才。三年任期，他主要致力于以上两方面的工作。
四川偏处西隅，人文未盛，学术空疏，读书人孜孜以求通过科考挤入仕途，所以平日所学，不外帖括章句之类，以应试为鹄的。张之洞商得总督吴棠同意，于省城创建尊经书院。光绪元年（1875年）书院建成，教学规章依照杭州经诂精舍，选高才绩学之士百余人肄业其中，还聘名儒分科讲授经史诗文等古学。又捐俸购置经史子集数千卷，建尊经阁收藏，供诸生借阅研习。公务之余，还亲临书院，为诸生讲经论史。在《创建尊经书院记》中，张之洞希望学生首先要立定志向，入院读书在求学问，学成之后，各回乡里，倡导于后进，这样展转流衍，而后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才。其次，学问的门类很多，不可能无所不通，即高才生亦只能习二三门，应各就自己情之所近，志之所存，有选择地学习，并且要坚定信念，期于必成，不可畏难思遁，中作而辍。为使诸生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不致迷惘眩惑，又撰《书目答问》和《轩语》二书，为士子指示治学门径。前者开列经史子集四部书目二千余种，简介其内容，分别其良楛，区分其缓急，使士人不为谬书邪说所误。后者分为语行、语学、语文三篇，源于孔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意旨。他训诫学子须德行谨厚，人品要高峻，立志须远大，居官处世须有气节，力戒专讲酬酢世故，不务实事，孜孜为利，主张习尚俭朴，不随俗流。在《语学》一篇中，反复言明为学次序，指示读书门径，论治经则主贵通大义，论读史则主须读正史、通考与表志，反对妄议古人贤否与古事得失，论读诸子则须知体要。论读书之道，主张博读以广基础，同时须懂门径，方得其要领。读书的目的在于明理，由明理归于致用。他认为，治学最忌分立门户，主张调和汉宋之学。
俗话说，不破不立。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并撰文著书，劝导士子，目的在于使四川的人才教育引入正轨。如果不扫除科场积弊，打击歪风邪气，仍不能达到奖励实学，端正士风的目的。不仅如此，张之洞进而认为士风不正，还直接关联到四川全省的民风和社会稳定。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川省人心浮动，狱讼繁多，是因为大凡财产诉讼之案必有文生在内唆使，纠众滋事之案必有武生在内激扬，且童试为士子进身之始，棚场为万众荟萃之地，若文武士子此时即专以作奸犯科，抗官滋事为务，通省郡县相习成风，则他日成名必蹈故辙，难保民众见惯，群思效尤，为患非浅。他认为士为四民之首，士风不正，居乡则危害乡里，为官则鱼肉百姓，必然导致民风浮嚣，社会动荡，因此，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引导士人之入前途正轨，必须从整治考试舞弊及考场秩序下手。
张之洞此前两任学官，对科场积弊已是亲见目睹，对四川此弊更甚于他省也有所耳闻。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张之洞接任四川学政后第一次主持成都府生童岁试，竟有数十名手持大刀短棒的壮汉直扑人群，劫持十余名考童，呼啸而去，目的是向考生家长勒索重金，名曰“拉榼”，而为首者竟是名叫兰映太的武举人。此人素行不法，官不能治。这一事件使张之洞深感问题的严重。他一面设计诱擒了兰映太，判处永远监禁，一面着手调查实际情况。四川十五府、十五个直隶厅、州，多为山区，少数边僻的府厅更为崇山峻岭、湍急江河所阻隔，历任学政鲜有亲历。张之洞不畏险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走遍了上述三十个府、厅（州），巡视督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描述路途的艰险说，所经之地，大率荒山绝壁，盘路一线，险不可言；加之高原天气严寒，往往大雪迷路，不敢投足，前行的马夫跌倒，坐骑失足摔下山涧，时有发生。此外水路则处处皆滩，惊心动魄，没有一段路程可以让人从容怡旷。
经过实地调查了解，张之洞掌握四川科场积弊的种种伎俩与内幕，便于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上奏朝廷，提出整顿四川科场积弊的八条办法。奏折说：考试弊端，各省皆有，然未有如川省今日之甚者，弊窦日巧，盘结日深，几乎并为一局，牢不可破。士子以舞弊为常谈，廪保视渔利为本分，以致寒士短气，匪徒生心，讼端日多，士习日敝，于人才、风气大有关系。然后，就其两年以来体察研求之所得，列出八种舞弊伎俩，提出应对整饬办法：（一）惩鬻贩。川省枪替之多，固不待言，尤可恶者，莫如贩卖，即廪保于府州县试时，多撰空名，觅人代卷，院试时，则雇枪手顶名朦取，并代复试，然后将名额悬价出售，卖与同姓之人。缘川省童试报考时，所填三代之名多非真实，所以能任意推移顶冒。要杜绝此弊，必须严令填写祖父真名，不准妄填假名、别号，含混者不得给卷考试，复试时查出有姓名履历不合者，立即除名。（二）禁讹诈。川省讼风最炽。每当放榜之后，即有人凭空捏造，联名迭控某某身家不清、某某刑丧歧冒，借以讹诈钱财。应明定条例，对于此类呈控，一概置之不理，即或所控拟有端倪，应饬府县传谕学校中人询访研究，亦不容此辈到堂搅扰，图利朋分，若府县徇庇不公，应予严惩。（三）禁拉榼。川省试场有一恶习，凡新进稍有疑似可议者，即有匪徒探知，先与索钱，若拒而不与，则纠党数十人，将生童、廪保拉至僻处关闭殴击，逼出银票乃释。于是新进有瑕者亦必拥众自保，两相殴斗，实属不成事人体，必须严办数起，方可寒此横流。对参与拉榼闹事的武举、武生、武童以及弁兵，即由学政参革，不容狡饰幸脱。（四）拿包揽。凡枪替贩卖撞骗，皆有人居间包办，川省名曰“亲家”，外省名曰“枪架”。其人或系游民，或系铺贩，甚至有捐纳官职者。平日收养枪手，多随棚煽惑，诱人犯法，坐致重利，得利未饱，则又勾串匪徒告讦重诈。此辈积惯作奸，人人指目，只须生童、枪手供证确实，定拟发遣，断无枉滥。包揽既绝，枪弊自无。（五）责廪保。所谓廪保，是指具结保证应考的童生无身家不清及冒名顶替等弊的资深秀才（称廪生），因此，川省无论何弊，廪保无不知情，如廪保持正，百弊俱无。本来朝廷对廪保舞弊有严厉的惩罚，但这些人不是优等能文，便是老迈穷困，往往不忍加之流徒重刑，不久又乞恩开复。法重难行，虽以惩之，实以纵之。应将舞弊者以“滥保”两字勘语一律斥革，且永远不准开复。（六）禁滋事。川省武童过多，最易生事，其弊较文场为甚。向来武童册结，例填业师，俗称“教习”。武童作弊生事，皆教习主使。整顿之法，是令各教习于考前具结，开明所教武童姓名，试日各率其徒为一牌，如有作弊滋事，惟教习是问，无教习具结者，不许参加考试。（七）杜规避。川省文武生员犯事应行查办者，往往赶捐一贡监职衔，以为逃免之计，且有倒填年月者，无从查考。今后凡文武生员报捐者，必须先赴学署呈验执照，查明有无事故，方准咨报。（八）防乡试顶替。川省录遗，往往雇人代考，学官无从查知是否本人。今后应由州县先行面试推荐，确认其为本人，并将原卷申送乡闱，以便学政录遗时核对墨卷，如笔迹不符，即会商监临主考官撤换，如此则不致混乱难稽。
经过张之洞全方位的整顿，昔日“弊窦日巧，盘结日深”的四川考试积弊得以“渐觉廓清”，使全省士民皆知濯磨振励，地方事端明显减少。为务绝根株，不使作奸犯科者逾时复萌，他奏请将以上八条著为定章成法，永远遵行。三年学政任内，张之洞为四川省的文化教育事业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功不可没。他逝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在请求在四川为张之洞建祠的奏折中说：“先是，川省僻处西陬，人文未盛，士林之所驰骛，率不出帖括章句之图。自同治初年该大学士典试西来，始拔取绩学解文之士，以为之倡，士风始为一变。”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从1867年（同治六年）到1876年（光绪二年）的十年之内，张之洞三度出任学政或乡试考官，这一特殊经历，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制度的利弊有了较他人更为全面、深切的了解，为其日后推行相关制度的近代化改革准备了思想条件，张之洞也因此被当时称为精通学务之第一人。
光绪二年（1876年）十一月，张之洞交卸四川学政，于次年第二月回到北京原任，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官阶六品，继续做一名无实权实责的闲散京官，等待朝廷的重新任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