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二年（1852年）夏天，张之洞三年县学期满，准备参加这年八月举行的顺天府乡试，来到北京，住在外祖父蒋策家中。蒋策是直隶卢龙县人，早年中进士，做过四川嘉定知府，后年老辞官，旅居北京。在蒋家，张之洞第一次见到他的族兄张之万。他告诉之洞，乡试要考九天三场，但考官评卷最重头场，头场又极重头篇、头段。这“三头”开好了，便有了得中的希望，否则，头场头篇不为考官看重，后两场考得再好也是枉然。张之万要比之洞年长二十七岁，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的状元，时任翰林院修撰。两人虽属同辈，但亲疏早已出五服之外，只能算是同姓同宗。就是这层关系，一度极大地影响张之洞的进身之阶。
八月乡试，张之洞铭记着兄长面授的机宜，冥思苦想，极其认真地写出一篇题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八股文，自认为开了一个好头。其余两场也不稍懈怠，篇篇字斟句酌，墨饱字圆，谨守程式，无懈可击。重阳日榜发，张之洞果然名列顺天乡试第一，俗称“解元”，他的那篇八股文被刊入《顺天闱墨》一书中，成为读书人揣摩学习的范文。这一年，张之洞刚进十六岁。
中了举人，便有了进而参加会试得中进士的资格。以当时张之洞的实力，应当能够一气呵成，早日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但张之洞直到二十七岁那年才得中进士。这长达十一年中，前几年耗在帮助父亲办理军务，对付响应太平军的贵州农民起义，以及结婚生子，为父亲治丧守制，自然无暇无心于应试。到二十三岁那年，才再次回籍，准备参加当年的例行会试，不料族兄张之万被任命为这次会试的同考官，按照科考规定，与当科考官有亲缘关系的考生必须回避，张之洞不得不放弃报考的机会。第二年开恩科会试，同考官又是张之万，他只得再次循例回避。为了养家糊口，他当过幕僚和教书先生。暇时闭门读书，研究古今王霸得失之道。同治元年（1862年），张之洞第三次入都应会试，虽然他的答卷沈博绝丽，繁征博引，行文有史汉遗风，但没有考中，同考官范鹤生（武昌人，时官内阁中书）极力推荐，仍以额满被摈。老先生为之扼腕叹息，深信来年此生必能得中。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张之洞成功地通过了会试，四月初九，榜发，得中第一百四十一名贡士。这次会试的同考官仍是范鹤生。老先生欣喜之余，写诗一首以记此事，内有“适来已自惊非分，再到居然为此人；歧路剧愁前度误，好花翻放隔年春”等句。张之洞读后写诗奉和，其中有两句是：“沧海横流世，何人惜散才”，“神鉴能摸索，穷途仗挽回”，洋溢着对老师赏拔提携的感激之情。
四月十四日复试，张之洞列一等第一名。二十一日，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在保和殿进行，只考策论一门。张之洞在对策中首先称颂当今皇上贤仁奋武，论述孔孟之道乃经世大法，接着用主要篇幅纵论当今国家内外交困，积弱不振的形势，提出匡时起衰的种种对策，洋洋洒洒二千余言。这篇锋芒毕露，不袭故套的策论，却为老于世故的阅卷大臣们所不悦，准备将他由一等第一名降至三甲（等）之末。强烈的反差引起同为阅卷大臣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宝鋆的注意，他调阅了张之洞的对策，大为激赏，以为奇才，拔置二甲第一名。试卷进呈两宫皇太后，以便最后核定等级名次。西太后见有张之洞的名字，立刻回忆起张之万曾向她提起过他这位十六岁中举的“神童”弟弟，又将其拔置一甲第三名（清制各科进士分为三等，即三甲，一甲三名，俗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七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二十五日，宣布殿试最后结果的传胪典礼在太和殿举行，两宫皇太后和皇帝亲率三品以上文武百官，以及新科进士均得出席。仪式极为隆重，张之洞以一甲第三名的成绩被赐予进士及第，并授予翰林院编修的官职，从此步入仕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