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金瓶梅》中人物性格的刻画，曾经有过这样一些疑问和责难：西门庆这个专门陷害别人的悭吝狠毒的家伙，后来怎么会对李瓶儿情意绵绵，作者甚至“赞叹”起他的“仗义疏财，救人贫困”来？李瓶儿对花子虚和蒋竹山是那么凶悍狠毒，而做了西门庆的第六妾后却怎的变得如此善良懦弱？此外，如对庞春梅、宋惠莲等，都有诸如此类的议论，似乎这些人物性格的发展都有些无迹可寻，前后矛盾，因而这些人物是不典型、不真实的。
这种看法的产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金瓶梅》前后的一些古典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性格往往是单一色、类型化的，好人就好到底，坏人就坏到底，而不注意挖掘符合人物心理和性格逻辑发展的复杂性；我们的批评家又习惯于将人物的阶级性、社会性简单化、绝对化，于是就容易欣赏那些黑白分明的“正面”或“反面”人物，不容易理解那些性格复杂、色彩纷呈的形象。但事实上，真正的人是十分复杂的，诚如高尔基所说，“人是杂色的，没有纯粹黑色的，也没有纯粹白色的。在人的身上搀合着好的和坏的东西——这一点应该认识和懂得”。作家要把人写活，就必须把人放在具体的时代和社会中，按其性格逻辑写出他的性格的“杂色”来。这一点，熟悉“《金瓶梅》壸奥”的脂砚斋也早就指出，他说：“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的确，假如写反面人物“无往而不恶”，全用“鼠耳鹰腮等语”，画外表而皆如鬼脸，表内心则全是兽性，其结果就必然是“不近情理”，不符合生活逻辑，公式化、概念化。《金瓶梅》远在《红楼梦》之前，开始注意真正去写人，从而突破了那种“恶则无往不恶”的浅薄框框，努力揭示深藏在反面人物本质特征里的相互矛盾的性和情。应该说，这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新突破、新贡献。在这里，西门庆之类的恶的典型往往并不全恶。他们性格是复杂的，而这种复杂又不是人性和兽性的简单相加，也不是某些相反因素的偶然拼凑，而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完全在人情物理之中，因而又是统一的、活生生的、令人信服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