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金瓶梅》以另一种新的姿态引人注目：它不致力于歌颂真、善、美，不去刻画帝王将相、神佛仙道等“高大形象”或正人君子，而是着重描写社会的假、恶、丑，网罗了形形色色的人间恶棍与男女小丑；整个世界充满着淫邪奸乱，色彩是昏暗的，气氛是令人窒息的。在这里，几乎没有光明，没有正义。这种一反常态的艺术尝试，不能不使有的人担心：这是不是“以丑为美”，会“坏人心术”？
其实，艺术描写的对象本没有美和丑的界限。美和丑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作家有兴趣歌颂美，也有权利描绘丑，而笑笑生活动的时代本来就是一个昏天黑地的时代。西门庆、应伯爵之流活跃于市井，蔡太师、宋徽宗之辈充斥于朝廷。“文学所以叫艺术，就是因为它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契诃夫《写给玛·符·基塞列娃》）真实地把当时社会中种种丑类集中起来，加以典型化，正是一个有良心的作家的神圣职责。果戈理说得好：“如果你表现不出一代人的所有卑鄙龌龊的全部深度，那时你就不能把社会以及整个一代人引向美。”《金瓶梅》正是一部力图暴露那个卑鄙龌龊的时代的书。它描写丑，否定丑，正是创造美，把一代人引向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