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金瓶梅》集中暴露了由酒色财气带来的罪恶，故人们往往会引起误解，认为其作者即是“性恶论”者，将人生的本原看作恶，是酒色财气。其实不然。假如说他的人性论接近谁的观点的话，那还是比较接近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或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说法。《金瓶梅》的作者并不认为人人都必定有酒色财气之病，病就病在“贪”上，过度上。即以色论，告子曰：“食色性也。”饮食和男女是人性所固有的。因此，《金瓶梅》的作者并不否定男女的情欲。只是根据传统的观点，他认为这种欲望非常容易导致过分的贪求，而这种过分的贪求必将招致罪恶。西门庆、潘金莲可以说是小说中两个男女贪淫的首恶。他们贪淫的结果，就是败风纪，毁人伦，乃至谋财害命，最后也毁了自己。再看李瓶儿，她漂亮、温顺、善良，作者对她多少有点同情，但最终还是把她当作“淫妇”来加以批判，因为她确实失之于贪淫。当初，李瓶儿嫁给花子虚后，并没有过着正常的夫妇生活，这是由于她的叔公花太监似乎占有了她，故李瓶儿与他丈夫“另一间房里睡着”。花子虚无可奈何，“每日在外边胡撞，就来家，奴等闲也不和他沾身”（第十七回）。这就养成花子虚即使在花公公死后也长期在外宿娼，“整三五夜不归家”，气得李瓶儿一身病痛。后嫁给蒋竹山，原想把他“当块肉儿”，但结果是个“腰里无力”的“中看不中吃的蜡枪头、死王八”，也使她“不称其意”（第十九回）。相比之下，西门庆的“狂风骤雨”满足了她渴求的欲望，所以她几次说道：“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第十九回）李瓶儿就是贪求这“医奴的药”，使她违反了当时的社会秩序，狂热地追求西门庆，以致一时间变得心狠手辣，气死了花子虚，逼走了蒋竹山，几乎完全成了两个人。最后，她终于也被这“医奴的药”种下了病根，因经期与西门庆交欢而“精冲了血管”（第六十一回），再加上被潘金莲“气恼”就“气与血相搏则血如崩”而亡。这正如张竹坡所说的，写李瓶儿“甚言女人贪色，不害人即自害也”。总之，《金瓶梅》的作者要批判的不是人性的本身，而是人性的弱点，即人性中容易导致过分之求的倾向。这里，酒色财气，特别是情色，就是作者认为人性中最有诱惑力，因而也是最有危险性的东西。
《金瓶梅》的作者在暴露、批判人性的弱点时，当然不可能用阶级论，他往往强调“贵贱一般，今古皆然”（第一回），但在具体描写中，这种人性的弱点在各人身上又表现得千差万别。比如贪财，蔡太师的受贿，西门庆的奸取，乃至王六儿等的“借色求财”（张竹坡语），贪财则如一，表现各有别。而且，《金瓶梅》的作者或许受了告子的影响，并不认为人性的弱点之所以成病是先天的，而是被后天社会环境熏染成的。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告子》上）人性犹如杞柳，可以编成各种不同的器具。或者说，人性好像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引导不同，发展就不同。潘金莲之所以成为荡妇，就是因为从小被卖在王招宣府家学歌学舞，学“描眉画眼，弄粉涂朱”，学“一腔机诈，丧廉寡耻”。张竹坡说：“使当日王招宣府家，男敦义礼，女尚贞廉，淫声不出于口，淫色不见于目，金莲虽淫荡，亦必化为贞女。”的确，环境对潘金莲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至于西门庆，出生在一个破落户财主家，从小是个浮浪子弟，“在三街两巷游串”，惯于寻花问柳，也就逐渐使他好色成性。《金瓶梅》的作者在揭示环境对人的影响时，又十分强调“上行下效”，把恶的源头归于上层，指向统治阶级。这也正如张竹坡在《读法》中说的那样：“西门止知贪滥无厌，不知其左右亲随，且上行下效，已浸淫乎欺主之风。”如第七十八回，写到其亲信玳安刚侍候西门庆从贲四嫂屋里出来，自己就紧接着进去“睡了一宿”。于此，词话本的作者点明：
看官听说，自古上梁不正则下梁歪。此理之自然也。如人家主行苟且之事，家中使的奴仆，皆效尤而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