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开头很特别，前面先引了一组《四贪词》，对酒、色、财、气四病作了一番批判性的咏叹，如咏“色”云：
休爱绿髩美朱颜，少贪红粉翠花钿。损身害命多娇态，倾国倾城色更鲜。莫恋此，养丹田。人能寡欲寿长年。从今罢却闲风月，纸帐梅花独自眠。
接着的“入话”，又把四病中的一病“色”突出出来，强调“情色二字”，“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崇祯本虽然对开头作了改动，但其“引子”的核心还是从酒色财气“四箴”入手，并加上批语曰：“一部炎凉景况，尽此数语中。”的确，整部小说就是在这种对于人性弱点的思考的基础上层层展开的。
“人性”问题早就为我国先秦的哲学思想家们所注意。人性是善还是恶，或者无善无不善，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呢？哲学家们喋喋不休的论争自然会影响文学家的头脑，迟早会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从我国小说发展的历史看，其描写对象从神到人是一个进步；从超人到凡人又是一个进步；再到侧重于刻画人情，探讨人性，又是一个进步。当然，这种进步，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较早得到了反映。例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错认尸》一篇，其入话诗就道出了宗旨：“世事纷纷难意陈，知机端不误终身。若论破国亡家者，尽是贪花恋色人。”把一切祸害的根源归结于人类常犯之病：“贪花恋色”。在正文中，又说“只因酒色财和气，断送堂堂六尺躯”，扩大为四病。事实上，酒色财气在我国古代普遍认为是人性的弱点，是常人易得的病证。早在《战国策》卷二十二《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章中，就提到酒色等四者“足以亡其国”的观点；至后汉时，有人曾以“酒色财”作为三戒；到了元明时期，酒色财气四戒已在词曲小说中普遍出现，且在这四字中，往往特别强调“那色字利害”（《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金瓶梅》即在此基础上，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第一次比较自觉地将整部作品的构思立足在暴露人性中的“酒色财气”四病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