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金瓶梅》流行之初，人们就从这部“秽书”中嗅出了它的政治讽喻性。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说得比较明确，认为这是一部“指斥时事”之书。最早透露《金瓶梅》一书消息的袁中郎在《与董思白书》说得比较含蓄，称它“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众所周知，《七发》一文是针对“太子”一类统治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乃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发出的讽谏。《金瓶梅》胜于《七发》，那究竟是何等样的小说？与以上说法类似的，词话本欣欣子序结尾处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廿公跋语一开头就说：“盖有所刺也。”看来，万历间的第一批读者心里大都明白，《金瓶梅》并不只是一部“秽书”，而是有其现实政治意义的。其矛头指向谁？他们躲躲闪闪的言词不能不令人怀疑：这是否涉及到地位高于严嵩、陶仲文、陆炳之流的最高统治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