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对于这种贫富的悬殊，社会的对立，作者意识到了，因而小说致力于暴露时，注意在社会对抗的背景中加以展现。诚然，这部小说的重点是暴露统治阶级的恶，其锋芒也触及到了那些被腐蚀了心灵的下层群众和完全堕落了的奴才，但这决不是说作者眼里的世界全是污浊，心中根本没有人民，而是往往以同情的笔触去表现被统治、被压迫人民的苦难和反抗。他在抨击皇帝、朝臣及“天下赃官污吏、豪恶刁民”时，就为“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发出哀叹之声，并直接歌颂宋江一类专打不平的“强盗”（第三十回）。小说中难得的正面人物武松，最后也跟随宋江上梁山去了。第二十七回在引用《水浒》中同样引用的“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黍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楼上王孙把扇摇”这首鲜明地表现社会对立的诗歌之前，还多了一段两类“三等人”的议论。作者认为，人世间有一类是“怕热”的田间农夫、经商客旅、塞上战士，另一类是“不怕热”的宫内帝后、羽士禅僧和王侯贵戚、富室名家。这里且各择一等，以观作者的态度：
……田舍间农夫，每日耕田迈垅，扶犁把耙，趁王苗二税，纳仓廪余粮，到了那三伏时节，田中无雨，心中一似火烧。
……王侯贵戚、富室名家，每日雪洞凉亭，终朝风轩水阁。虾须编成帘幕，鲛绡织成帐幔，茉莉结就的香球吊挂。云母床上，铺着那水纹凉簟；鸳鸯珊枕，四面挠起风车来。那旁边水盆内，浸着沉李浮瓜、红菱雪藕、杨梅橄榄、婆白鸡头。又有那如花似朵的佳人，在旁打扇。
在这里，作者客观上揭示了社会的对立，并明显地站在同情“怕热”的三等被统治者的立场上。作者的这种思想感情还反映在描写西门庆的家人时，对仆人来旺、宋惠莲夫妇、丫鬟秋菊，乃至小妾孙雪娥这些人的苦难遭遇也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同情，甚至可以说，这部小说还能使人觉得，如武松那样，“上梁山为盗去”，跟随宋江，“替天行道，专报不平，杀天下赃官污吏，豪恶刁民”，正是一条可走的道路。
《金瓶梅》这样描写社会，无疑在客观上触及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明王朝到万历时期，急剧走向衰落。由于当时明神宗的昏庸荒怠，以致佞幸擅权，内阁纷争，上为结党营私，下竞夤缘钻刺，吏治败坏，贪污成风。统治集团过着越来越荒淫无耻的生活，广大人民则日益贫困。
于是，柔者转死沟壑，强者揭竿起义，全国爆发了“民变”数十起。这样的现实，正如屠隆在《奉杨太宰书》中所说：
隆窃思此时，国本未定（按：指建储之争，参见本书《明神宗与〈金瓶梅〉》篇），朝议多端，宗室失所，边防懈弛，吏治粉饰，官守贪污，人情倾仄，俗尚浮夸，费用太繁，征求颇急，闾阎空虚，黔首痼瘵。又如，以灾情事，大有可虞！夫天下仳离，则治平继之；治平之后，所继养复治平矣！
火山总有一天会爆发的。不到三十年，张献忠、李自成的起义，终于席卷了《金瓶梅》所表现的社会。有人说，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这话是有相当道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