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面来看，正是张大户、西门庆、陈经济之流的好色贪淫，或逼或诱，直接使潘金莲失去贞操，红杏出墙，越来越淫的。小说中的其他女性如宋惠莲、王六儿、如意儿、贲四嫂等等，无不是淫棍西门庆的猎物，使她们成为这个富商、恶霸、贪官的泄欲的工具，同时也就成了不忠于丈夫的“淫妇”。所以《金瓶梅》的“说淫话”，归根到底，正如张竹坡所指出，实在“深罪西门”。
从反面来看，西门庆之流的淫，整日价在外面鬼混，冷落或中断了夫妇间的正常性生活，使得女性常常处于一种性的饥渴与压抑的状态中，也就不是把她们逼出了病（如第十七回李瓶儿得“鬼交之病”），就是将她们逼向了淫。小说中的金、瓶、梅，在这一点上，都被作者用浓墨重彩写得活灵活现，无可辩驳。潘金莲因丈夫留恋妓女而与琴童苟且，李瓶儿因长期被太监霸占而贪西门庆是“医奴的药”，春梅因周统制“逐日理会军情”，“房帏色欲之事，久不沾身”而“欲火烧心”（第九十九、一百回）。在这里，都清楚地表现了性压抑就是性放纵的前奏，金、瓶、梅无不如此！而使女性们受压抑的罪魁祸首，即是主宰着她们的丈夫。当然，不可否认女性每个个体的生理基础、出身经历、道德观念等各各不同，在她们成为“淫妇”的道路上不能完全排除她们个人的因素，《金瓶梅》也力图想说明像潘金莲之流生性就淫，欲火亢进，甚至还夹带着一些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女祸论”的阴影，但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还是用生活般的事实而不是说教告诉人们：正是那些主宰着女人命运而又不希望女人成为“淫妇”的男人，恰恰是使女人成为“淫妇”的真正罪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