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在宥篇》讲述了黄帝进山求道的故事。黄帝作了十九年天子，政治清明。他听说广成子在崆峒山，就去拜访。他对广成子说：“听说先生懂得那最高的道，我想来请教道的精髓、要义。我想要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该怎么办呢？”广成子说：“你问这些都是细枝末节，我无法把最高的道告诉你。”说完，广成子就倒头睡去了，不再理他。黄帝于是从下风头，跪着移步上前，磕了几个响头，重新问道：“听说先生懂得那最高的道，请问如何可以长生？”广成子猛地坐了起来，说：“这就对了。过来，我告诉你……”于是，广成子讲了一篇如何长生的大道理。
庄子、广成子、黄帝都把长生之道作为最高的道，治国与长生相比，不过是细枝末节而已。今天世界的领导人如汤因比所言，总是回避‘死’，回避最高的道、最伟大的事，即使不说他们是卑怯的、最可耻的，也只能算是做着细枝末节的事。他们或是忙着军备竞赛、国力竞争，或是透过瓶底似的眼镜片，瞅着增长率是否多了一个数字，为他们的政绩添上一笔……而真正的民生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真正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使人民延长生命、长寿长生，反而被搁在一边。
国家的最根本的责任应当是增进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是组成人民的个人的最根本的利益的集合。捍卫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无异于捍卫组成人民的个人的最根本的利益。国家是为组成它的人民而存在的，不存在高于人民利益的“国家利益”，也不存在与个人利益无关的抽象的“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对每个个人来说，惟有个体生命的存在才是每个人最根本的利益。那么，对一个真正爱人民、为人民的国家和政府来说，所捍卫的最根本的利益、所追求的最根本的事业，就应当是极力实现每个人的最根本的利益——长寿乃至长生。
池田大作的恩师户田先生曾经说：“百年后的日本，将多达一亿人不复存在。想起他们死后的去向不觉愕然。”“说此话时，忧伤之情溢于言表。”（池田大作）如果安于现状，百年后的中国，百年后的世界，就远远不是多达一亿人的死亡，而是十多亿、几十亿人的死亡。可是，世人已经习惯了对生老病死的漠然和死亡归宿的习以为常。这种习惯和漠视，渐渐变成了麻木。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深思、忧思的思想家，才会在已经令人习以为常、麻木不仁的事面前，仍然会忧伤、会流泪。
今天的人类仍然如尼采在《反时代的考察》一文中抨击的那样：“钝重的习惯、卑小的、低劣的事物，充塞着世界所有角落，作为沉闷的地上空气，笼罩着一切伟大的事物，阻碍、妨害着伟大事物朝着不死之路前进的道路，嘲弄它、窒息它、使它喘不过气来。”研制杀人武器、各种类型的战争、吃喝玩乐、畸型高消费，人们为之忙得习以为常，它们嘲弄、窒息着伟大的目标。只有从这些卑微的、低劣的事物中解脱出来，才能够走上伟大的、崇高的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