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房里照明不良，天花板低悬，冷墙厚实，窗牖窄小。威尔特郡之平坦，与紧邻的多赛特郡西部大异其趣，我们家就住在那里。我们相隔七十英里之遥，丘陵崎岖，就在沼泽森林谷的入口处，树篱成排，其实也称不上是树篱，不过是嬉春怒放的白石楠，石墙欲崩，土垒将坍。我家有个名称，叫做铁工厂，傍着山脚下的古老要塞，以及几栋暗郁的教堂。最靠近的一座教堂，位于斯多克阿保特村中，兴建于11世纪。铁工厂有五个房间。我坐在楼上最小的一间，写我的小说《圣徒杰克》。墨水晕染的纸上，铺陈着新加坡与阳光与恶作剧；我的窗外天色暗沉，潮湿的田野起伏，落叶飘尽的冬木，枝干黑褐，这些树都是橡树，咸湿海风掠过树枝时，还会顺势呼啸一番。
首次造访“平房”
维迪亚在信上写着，请来电，请来访。
我们讲上话的时候，他说：“你怎么净挑最贵的时段打电话？”时间是上午11点。我不是挥霍无度，只是粗疏大意。我一心想要再跟他见面。我们约定了一个日子。
维迪亚跟我解释，英国人生活的社交仪式，酝酿亲疏远近的各种过度阶段，先从咖啡茶叙开始，接着，随着交谊逐渐热络，可以约在下午5点一同小酌，然后，再往共进午餐这种较为重大的承诺迈进。晚餐就是朋友交结的最高层次。“晚餐最隆重，”维迪亚说，“晚餐很重要。”餐点跟仪式，对他来讲，非同小可，不可儿戏。他总是坚持选酒，却几乎从没付过酒钱。（“别人喜欢付钱，享受付钱的乐趣。我可不能扫了人家的兴头。”）他注重食物品质，即使他用餐量小。他习惯以衣帽饭局取人──餐馆评价，餐点精粗，饮酒价位，谈笑内容，甚至连人家穿些什么，也在他计较项目之中。要是他们穿的邋遢平常，他就自觉受辱。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当作人身攻击。你鞋子没擦？显然你对我有意见。你衣着寒伧，根本就是言行粗鲁。
我在附近有市集的城镇，布里特河上的布里德港，买了一瓶葡萄酒作伴手，就带着太太一道前往。我知道维迪亚何其讲究守时，就提早出发，预留充分的时间上路。迟到是同样的粗鲁无礼。
我在张罗这趟拜访的时候，心里总是想起，他曾经跟我讲起某人的话。“看到没有？他就怕会出错，结果，每件事都给他做错了。他担心焦虑会失败，结果就失败了。简直就像是他自己存心恶搞一样。”
可是，维迪亚同时也是我的朋友。我们最后在一道儿的时候，我还在乌干达，一本书也没出。五年过去了。我出版了《瓦尔度》、《方与印度人》、《游戏女孩》、《荷莉山谋杀案》、《丛林爱人》。我完成了《V. S. 奈波尔：作品初介》。我才刚刚收到我的短篇小说集《与安妮一同犯罪》的新书样本。《圣徒杰克》我刚写到一半。八本书：我三十岁。
我的版税前金微薄，书籍销路平平；可是，我还是知道甩掉新加坡的饭碗，回家挣扎吃自己的，我没有做错。我这么做也是受到了维迪亚的鼓励。他始终坚持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作家一定要自由无羁。只要你领一份薪水，上头有个老板，还得打理办公室的杂务，你就算不上自由。
往维迪亚家路上，我跟太太谈起这个话题。
我太太说：“我想找份工作。”她在牛津受的教育，她聪慧博学，当时，对她说来──对其他许多女人也一样──工作代表着某种自由。
“你能在多赛特做什么？”
“我们一定得搬到伦敦。这里根本没有工作机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