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数周，他都热切地讲着要离开乌干达，回到伦敦。在他临行之前，他送我一条他在英国买的领带。“当时，我就知道，我一定会碰到可以送这条领带的人。我想送给你。”领带崭新，非常细窄──那正是设计风格所在──而且还是橘色的。当时，领带还放在原装浅盒里面。我从不打领带，不过，我很感谢他送我这个礼物。在他临走当天，他又送我另外一个礼物。他详尽无遗地跟我讲述他做过的一个梦，梦中牵扯到他的弟弟，以及一桩他犯下的谋杀。我仔细谛听，他人一走，我马上就把这个梦记在我的笔记簿里。
看他离开，叫我难过。我就要失去我的良师，而他同时也变成我的朋友。他认真地看待我，对我而言，意义重大，而他待我犹如同侪作家，更鼓舞了我。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这样对我。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已经获得了他的肯定。
接着，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我在非洲从来不会想家，也从来不会因为所见所闻而沮丧绝望。我来这里是为了工作，而我也一直对这个饭碗，心存感激。我喜欢我的生活。我自给自足。有些日子，我是阿尔伯特·卡缪，在偏远的阿尔及利亚教书。有些日子，我是乔治·欧威尔，准备出门射象。也有些日子，我就是我自己，写些我自信从来没有人写过，可以惊动全世界的东西。不过，当维迪亚从恩特贝搭机离开之时，回程我开车回家，感觉非常寂寞，形单影只的寂寞感萦绕不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再那么喜爱这个地方了。我开始以他的眼光看待非洲，以他的措辞评论非洲。
他相信我。他曾经说过，写作中人是如何写完学徒期限的。他说，我们要比过去所有的作者都来得自由。“我们一点也不受教条束缚，宗教和政治的教条。好好地运用这种自由。”我记得他多次凝视着我的脸庞（“人的一生写在他的脸上”），或是探索着我的掌纹说：“你不会有问题的，保罗。”他究竟看到了什么？
我的作品当中逐渐渗入喜剧笔调。那是我孤单寂寞所引发的效应，我也为之惊诧，作品却也由此注入充沛活力。这种调性取代了原先一本正经的写法，却后来居上，读起来更感确实真挚。我逐渐领悟，原来人生最真实的表述就是幽默，尤其是最扰人不安的幽默。非洲的种种纷扰，不是悲剧，而是闹剧。这就是维迪亚对我的影响。
友谊比爱情单纯，却更见深刻。朋友了解所有你性格上的缺点，并加以体谅。不过，更甚于此的是，朋友也是一个见证。我需要维迪亚做我的朋友，因为他能够在我身上，看出某些我自己也不明了的东西。他说，我是个作家。他以素来一贯的直率说起。那就是我的一切，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