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入基加利时，暮色就像地上起雾一样，阻碍了道路视线，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镇上虽然拥挤，也还是个非常小的小镇。那就是卢旺达的问题：人这么多，地方这么小。镇上三四家旅馆，没一家像样的。每一家我们都停车暂借问。维迪亚先是面露错愕，为什么要在这里停车──“这么低级的地方”──接着，无以避免地，失望气馁。我们连一个房间也要不到。
他说：“他们脏死了。”
“说不定，他们只是看起来脏而已。”
他没笑。“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咱们去美国大使馆碰碰运气。”
时间已经过了晚上7点，在路上奔波十三个小时以后，我们竟然要面临无处过夜的窘境。大使馆关门了，不过，我们却找到一个美国女人，正在前院──她说，那是值班办公室──处理一个领事上的问题。
我说：“我们走投无路了。”再接着解释我是美国人，马克瑞瑞大学讲师，“我们在基加利找不到地方住。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们有间招待所，”她说，“你们今天晚上就住在那里吧。”
然后，我就跟她介绍我尊贵的朋友，访问学者兼作家V. S. 奈波尔。值班官员从没听说过他，不过，那也无妨，一点问题也没有。她替我画了张地图，招待所离镇中心不远。我们就这样获救了，一人一间客房。她甚至还建议一家餐厅让我们用餐。维迪亚放心宽释了──我甚至在离他几英尺远的地方都可以体会得到，或许，他就管这个叫感觉吧。维迪亚最在意不过的，就是清洁与秩序了。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插曲，纾解宽慰了他。
他看着大使馆的招待所说道：“真是完美。”然而，他语带悲伤，我猜想他只是累了。
我们在基加利一条后街上，找到那家餐馆，餐馆有个响亮的法国名字，类似La Coupole（圆顶阁）。维迪亚看起来还是抑郁自持，或许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运气太好了。他曾经告诉过我，他愤世嫉俗的印度脾性是怎么养成的，还有，他对好运道特别疑心，他相信，福祸相倚，好运会招来厄运的。
餐馆规模小，洋溢着上好食材、香草与新鲜面包的温暖香气。食客满座，白人黑人都有，个个都高谈阔论。经理是个纤细的比利时女人，中年迟暮。她显然已经疲惫不堪了，却依然温柔招呼，服务无微不至，一面迭声抱歉，生意太忙了。她给我们上了一瓶葡萄酒。维迪亚尝了一口，称说这是第一级的好酒，可是，当他说道，在这么烂的小镇上，喝到一瓶这么好的酒，真是何等可喜，他面色却益显忧郁。女经理听维迪亚这样赞美，服务就更加殷勤了。她跟他闲聊，恭维他法语怎么讲得这么流利。我不意间瞥见维迪亚的同情与悲悯。他被这个女人善良的性格打动，她在这种边疆地带，还勉力经营一家上得了台面的馆子。他钦慕她，就像他钦慕卡塔加山寨的少校一样，看到有人奋力克服各种困难，在混沌中开创秩序，就像某种殖民者一样。那个女人穿梭餐桌之间，上菜，添酒，倒水，叮咛侍者，折叠餐巾，重新布置叉匙。“这鱼哪里产的？”维迪亚好奇。“基伏湖（Lake Kivu）。”那女人回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