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喝茶的时候，穆罕默德就向维迪亚说明印度人在奈洛比遭到迫害的情况。不过，维迪亚不但不讯问他，反而言简意赅，无端不耐烦起来。我只是看看书柜里的藏书。但见《北回归线》、《南回归线》、《爱经》、《裸体午餐》、《洛丽泰》、《棒棒糖夫人》、《爱人手记》以及其他书种──同一主题的不同变调。
维迪亚站起身来，“我们得走了。”
穆罕默德，话头被截掉一半，说道：“太好了。”
坐进车里，维迪亚说他深感恶心。
“哪里不对劲吗？”
他对着穆罕默德的住所做了个呕吐的鬼脸，说道：“手淫者！”
他过了好一会儿，情绪才逐渐平静，不过，在他眉头稍霁之后，我对他说：“我要去见汤姆·霍普金森。”
“霍普金森？那个编《邮报画刊》的家伙？他也在邦戈─妄戈？”
“没错。你要一起来吗？”
“本人一点兴趣也没有。”
我送维迪亚回到旅馆以后，跟汤姆·霍普金森一块儿消磨了一个下午。他是个知名的编辑与记者，而他一手擘画，获得高度成功的《邮报画刊》一直是英国出版界对美国《生活》杂志旗鼓相当的响应。当时，正是霍普金森活跃的半退休时期，他在奈洛比主持一所新闻学院。我希望他能拨冗前往坎帕拉，在我即将组织的一个年会上，发表有关新闻自由的演说。高瘦而满头华发的他，友善而不拐弯抹角，同时，他显然是一位伦敦绅士：打着领带，长裤笔挺，发亮的黑色皮鞋，对肯尼亚来说，他是盛装过度了。我们谈到小说──他自己也出版了两部。他说自己太忙，无法赴会演说，只不过，我猜想，应该是乌干达境内暴动的传言，阻却了他的意愿。大部分住在肯尼亚的人，还是拿乌干达当作丛林地带。
当天晚上，在诺福克酒吧里，维迪亚说：“跟我说，跟我说，快跟我说！”他没多说什么，不过，我知道这是他探问霍普金森的方式。
我说：“他在写一本小说。”
“喔，天哪。”
“那是他的第三本。”
“喔，天哪。”
“他说，他搞砸了先前的两本。他太赶着出书。这次，他可要慢工出细活。”
维迪亚嘴里的茶吐了出来，然后，放声释出他整个肺腔的笑浪，他宏亮的烟枪笑声，四处回响。
“他只是在玩弄文字而已。”
我说：“他也是乔治·欧威尔的朋友。”
“本人也经常跟乔治·欧威尔相提并论，”维迪亚说，“不算哪门子恭维吧，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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