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遇见维迪亚之前，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如此目空一切，谁都不能跟他相提并论。他是个所谓的上流雅士（Brahmin），当地的印度人则说：所有的上流雅士都跟他一样吹毛求疵。早些时候，他听我向一个乡下人问路，他缄默地站在一旁，听着一连串斯瓦西里语交流，接着说道：“你跟他们讲话好像一点儿也不费力。”
我跟他说，当初，我确实下了一番工夫学讲这种语言。人们只有用自己的语言才会讲真话。讲起第二语言时，他们总是比较容易紧张，或是不精确，或是比较容易捏造作假。
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许是我根本就不该跟他们讲话，而我也就听着。他的态度使得别人不可能跟他以同事相待，他反而像个天生的大老爷或是佣仆的雇主。他说我对我家里的佣人太软弱了。“你的管家丫头是懒鬼。”他说，我的厨子，是个脏鬼；我的园丁，是个醉鬼。
“你的园丁也经常醉醺醺的啊。”我说，不经意间竟然将自己卷进这种老爷与老爷之间，愚蠢的口舌争端：我的非洲人好过你的非洲人。
“只有在星期天的时候。下人有权在星期天喝个烂醉。保罗，你可没有这样批评他的权利。”
他的消遣之一，就是带着他的管家小弟安德鲁上市场，请他吃一包半磅重的炸蝗虫，看着那人狼吞虎咽，大快朵颐，两颊都给暗褐色的马夫塔（肥油）腻渍给抹脏了。
“好吃吧，哎，安德鲁？味道可口吧，哎？马足里。”
“是，老爷，非常姆朱里。”
“保罗，这样你就懂了吧？偶尔施以小惠，偶尔施以惩戒，效果不得了。现在他开心得要命。”
他抱怨我们在乌干达与世隔绝。我说，我们每到星期天就会收到伦敦的报纸。
“这个星期天就带一份英国报纸过来给我看，”他说，“我们一起看报纸，再出门去散步。”
不过，我到他家的时候，他的情绪却十分恶劣。我知道那是什么缘故：每到星期天，非洲人家都会在户外结聚，处处可闻乐声、笑语，以及成群游晃的闲人。“邦戈鼓！”我心想，伦敦来的报纸可能会让他好过一点。
他语音尖锐地说：“那些报纸要是没有提到我的话，我就连翻一翻的兴趣也没有。”
帕特说道：“维迪亚！”喊着他的名字责备他。
“好吧，咱们就去散那个该死的鬼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