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迪亚说:“你想要赋予非洲学生一种他们配不上的重要性。你这种期望是误导。这种重视只要一转向,他们就一切落空。话说回来,还是语言的问题。欧布特不过是个酋长而已。你喊这些人政客?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巫医罢了。”
后来,当“第三等奖”的字样被改做“首奖”时,维迪亚微笑说道:“涂黑粉。”
那段时期前后,他说:“我最怕的,就是那些抱着书到处跑的非洲人。”
他只隐约知道,却无深刻印象,坎帕拉还住着些杰出精英,或是在大学里做研究的男女:人类学家,维克特·透纳,当时就在马克瑞瑞研究。这个身形袖珍,谈吐温和的人,神情不乏图书馆员的腼腆,你绝对看不出来,他曾经在赞比西河上游与蒙固(Mongu)泛滥平原上的泥砖小屋里居住多年,撰述巴拉札(Barotseland)地区罗西族人的开创性研究;柯林·特恩布尔,研究木布堤(Mbuti)的俾格米人;在他相关东非哺乳类与鸟类,渊博而深入的论著中,强纳森·金登(Jonathan Kingdon),身兼画家与自然学者,发现了至少两种哺乳类动物与数种从未经人描述的鸟类;麦可·亚当斯(Michael Adams),他是大卫·霍克尼的同辈友人,也是我们的高更。柯林·里奇,考古人类学家路易斯·里奇的儿子,则是我们的植物学家;拉杰特·尼欧吉,《过渡时期》杂志的编辑与创办人,出版了渥尔·索因卡、奇努亚·阿奇贝以及娜汀·葛蒂玛的作品。
有一天,维迪亚问一位人类学教授:“我究竟该如何看待非洲呢?”一定要人家给他一个答复。
“奈波尔先生,我认为,如果你对非洲抱着太多成见的话,那很不妥,”那人回答,“如果你丢不开成见,就会错失太多真的很重要的东西。”
“是嘛。”
稍后,在我们一同走回他家的路上,维迪亚说:“那个蠢人。他拒绝面对贪污腐化,他接受那些谎言。”
不过,他也怪他自己,说他根本就不该来到非洲的,一开始就不该拿法费尔德基金会的钱。“千万不要拿基金会的钱。”他说,“那些钱会毁了你。不是自己赚来的钱,钞票上都牵着绳索。”
前赴乌干达这个错误反而给了他灵感,他说,可以写成一篇随笔,列举所有他给自己订下的规则,以及破坏规则,擅开先例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
“每次,只要我破坏了自己的规矩,我就会后悔。就像这一次……马卡─蕊─蕊。或者可以改名叫弱者与被打压者大集合。他们都合该挨踢,”他踢起一颗石头,“就像这样。”
他被自己的举动惊醒了。
“这样子,简直要把我变成一个种族歧视者,天哪。种族歧视者,多可怕,多无聊的人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