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处在如此经常要他为零碎繁琐小事烦心的状态下，本身又一以贯之地武断偏执，后来，他竟然信誓旦旦地以为，乌干达所有的外侨，十之八九，都是些同性恋者，一心只想在这里实现乱性滥交的幻想。他深信，他们在政治上的见解，率皆有口无心，一意做假，摆明了要理直气壮地追求少男交欢。而他们自认为自由派与知识分子，更叫他耻笑不迭。
他告诉我这些想法的时候，我们正开车奔驰在路上。他手中握着一根香烟，他叩紧烟草，来回抚弄，犹如精微调整，填紧烟草，大拇指再三平顺烟身的包裹纸，半晌才送进嘴里，吞烟吐雾。
我说：“那么说来，你应该会同意乔治·华莱士认为他们是些‘蠢蛋知识分子’了。”
这话对他正中下怀。他重复了两次，连称那真是至理名言。
“这地方上上下下全是些搞屁眼的。”
“维迪亚，拜托。”帕特坐在后座软言抗议。
“还有蠢蛋知识分子。”他转头望向窗外狞笑。他点起香烟，抽上几口，拿起“运动员精神”香烟烟包，在手背上轻轻敲顿。
“保罗，你怎么受得了啊？”
我话才刚到嘴边，想告诉他，我跟悠默在乌干达的日子有多适意。和心爱的伴侣住在这般美丽的所在，有时感觉恍如置身梦境。她勇敢无惧；她嘲弄斜眼垂涎她的男人，或是那些见她与白种男性携手同行，就私语非议她的人们。她不在意尘沙蔽天的长途车程，或是蜘蛛，或是长虫毒蛇，或是四处乱爬的“度度”（dudu，斯华西里语“小虫”）。即使要住在邦迪布吉欧村落后山的丛林里，也未曾乱其心志。我喜欢我的工作。我的学生虽然含糊懵懂，却也非不堪受教。
只是，在我还来不及开口说明之前，奈波尔已经自问自答起来了：“当然，靠着你的写作啊。要是你不写的话，你一定会失心发狂的。”
他只看过我的作品的一小部分，看来却据信可以以偏概全。我写过许多的诗，有些也发表在美国与英国的文学杂志上。奈波尔管那些杂志叫“小牌杂志”，还挤眉弄眼一番。他总是说我的诗“性欲泛滥”，不过，那也算不上批评。他欣赏一首我发表在《中非观察报》上的诗，是我看到一辆旧车逐渐腐朽在丛林中，有感而发之作。几天过后，他就对我逐字引述其中诗句。他说，这首诗针对殖民主义，提出尖锐评论；同时也在讽刺非洲人任由事务隳坏的习性。我自己重新读过，心想：或许吧。
当时，欧威尔见解清晰，他的自忏告白的散文让我有感而发，我正在进行的写作计划是一篇谈怯懦的散文。这篇文章预定要交稿到一家美国杂志《评论》（Commentary）。奈波尔也予以认可，那不算是一本“小牌杂志”，文章却得大刀阔斧地修改。他说：“我警告过你的，我不会跟你客气的。”又说，“你现在先忘了欧威尔。”我已经跟他一道改写了五六遍。反复钻研琢磨，实在叫人心烦，不过，我也获益良多。
“真的，帕芝。你知道的。他一定会疯掉的。”
回镇的路上，我持续驾驶，一边暗暗寻思：真的吗？我曾经甘之如饴地留在马拉威丛林深处的学校里教书两年。那段期间，我写作不辍。难道真是写作使我保持神志清楚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