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几乎没有什么楼房，电机厂宿舍也是平房，并且这里平房的建筑材料跟郑州还不一样，即便都是红砖，郑州的红砖是红色的，而陕县的红砖是橘色的。也就是以黄为主的那种颜色。仿佛是时刻提醒着曾伟力：这里是黄土高坡。本来曾伟力以为只有到了陕西和甘肃才有黄土高坡，现在才知道河南也有。
正式上班之后，曾伟力才发现，“干部”已经发生异化了。党政机关要实行公务员制度，企业要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无所谓干部不干部了。假如一定要寻求“干部”的踪影，那么勉强可以将公务员理解成“干部”，而企业的内部，只有职务的差异和工种的区别，不存在“干部”了。
这一变化对曾伟力的打击很大。辛苦努力了十多年，就像一个守财奴努力积攒了一辈子，终于攒到了一大笔钱，突然赶上通货膨胀，手中花花的票子变得一文不值一样。
曾伟力自己掂量了一下，调政府机关当公务员或许是保持理想的最佳途径，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一来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当初就不会从郑州来陕县了。二来政府机关也在压缩编制，正在想办法把人往外面编，编的方式是先按照对口的原则政府各部门都抽几个人办一个公司，然后突然宣布公司与政府脱钩，没有任何关系了，再慢慢让这个公司自生自灭。曾伟力有一个姐夫，原来就是在机关工作，后来就是这样被编了出来，使他们家在“朝中”惟一的一个苗，也被斩草除根了。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曾伟力进不了机关，就是进去了，也不敢保证不被铲出来。
曾伟力也想到了第二个途径，就是争取在企业内部混个一官半职，至少可以算作“内部干部”，保持半个理想。但是试探了一下，根本不可能。陕县偏僻，正因为偏僻，为了发展，曾经采取过一些灵活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用解决配偶及子女农转非的政策吸引了一大批具有高学历的科技人才，他们这个一百多人的小小的电机厂，就有十几个老大学生，都在五十岁左右，而且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比如清华大学机电专业毕业的。这些老大学生为了解决自己老婆和孩子的农转非问题，不惜从大城市来到陕县，不惜从科研机构来到小小的电机厂，明知在学术上寻求发展是不可能的了，剩下的就只有跟曾伟力一样，千方百计地想保住“干部”的身份，全部把目标锁定在厂里的领导岗位上。如今小电机厂已经有五个副厂长了，而且后面还有十多个急猴猴地排队等着，恨不能买包老鼠药把前面的几个毒死，哪里还能有曾伟力的盼头呢？
当“干部”是没有指望了，那么只好面对现实，先好好生活吧。但是一谈到生活，马上就冒出第二个问题，就是个人问题。不要说结婚了，总得谈恋爱吧。曾伟力不知道怎样解决谈恋爱的问题。主要是没有目标。按照曾伟力家乡的说法，谈恋爱也就是搞对象，没有对象怎么搞？就像是钓鱼，能不能钓到且不说，首先要有鱼，只要有鱼咬钩，哪怕钓不上来，起码还有个希望，要是这个塘里面根本就没有鱼，钓了半天浮子动都不动一下，还有情趣钓下去吗？厂里面几乎没有未婚的女青年。如今厂子不景气，正寻思着怎么裁员呢，哪里还招新工人。既然不招新工人，当然就不会有未婚的女青年。所以，当时的状况不是说曾伟力能不能找到对象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对象可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