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建南虽然调进深圳了，但是工作并不是十分理想，按照内地干部调进深圳降一级的惯例，在内地当处长的，调到深圳来只能当科长使用，仿佛相对于内地的城市来说，深圳才是“城里”，而内地的城市又变成“乡下”了。没办法，石建南父亲是内地城市的公仆，在深圳看来相当于“乡镇干部”，所以他的儿子石建南不会得到特殊的照顾。这样说也不是有意调侃，而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地说，当初中央领导的子女来深圳的举不胜举，相对于这些人的父亲来说，石建南的父亲只能算是“乡镇干部”。不可能给他什么特殊照顾，只好降职使用，可惜石建南当时在内地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职”，从哪里往下降？这难不住干部调配处。干部调配处处理这一类的问题非常有经验，这个经验就是“参照执行”，既然石建南在内地的时候是市司法局的，那么好，参照降职使用惯例，被安排在区普法办公室做普法工作。
石建南当然不乐意。1993年，石建南下海，当律师。
当时正赶上国家整顿房地产市场和国家实行银根紧缩政策，也就是说，正赶上经济形势严重不景气的时候，所以，有朋友劝他慎重，比如他的那个大学同学唐向羽就劝他，说就是下海，也要选择一个经济高潮时期，就好比新股上市，选择好时机和不好的时机发行价是相差很大的。但是石建南不这么看。石建南认为，律师下海跟新股上市的情况正好相反，越是经济形势不景气，越是银根紧缩，越是国家整顿房地产市场，律师越有生意做。
“为什么？”唐向羽问。
“因为整个经济活动是一个循环体，”石建南说，“只要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那么整个经济活动的链条就会发生脱节，只要一发生脱节，就会引发官司，只要有官司，律师就发财。”
而且石建南认为，这种房地产纠纷的案子标的往往很大，所以律师的收益更大。石建南在司法局干过，知道律师的收费标准是按诉讼标的百分比来结算的，所以，同样的官司，合同标的越大，律师的收入越多。根据石建南的分析，当时中国还没有形成有实力的资产阶级队伍，所以绝大多数的开发商都是靠银行贷款完成经济链条的连接的，一旦国家银根紧缩，发展商的后续资金肯定跟不上，上家跟下家打官司，下家跟上家打官司，建筑商跟发展商打官司，材料供应商跟建筑商打官司，甚至业主与开发商打官司的事情肯定层出不穷，所以，现在是下海的最佳时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