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路无话地往绵延的河流上游走。树木和热带的草地因为残暴的北风而变得焦黄与悲伤。过了一会儿，我说了些话，这些话与其说是在对他讲，还不如说比较像是在对自己讲：“你究竟为什么要相信我？问题是陷阱，答案则让你陷进去。”我记起了一幕景象———某件在纽约发生过的事情———一件让我感动得想把它告诉同车人的事情，然而我很快就放弃了这股冲动，因为从眼角望过去，我可以看到他尽可能地往另外一边靠，他把自己紧紧地挤在车子的另一边。即使这样，我记忆中的景象依然鲜明。
那时候我住在曼哈顿的一间小砖屋里，因为当时经济情况还过得去，所以我雇用了一名黑人。我住的对街街角有家酒吧兼餐厅。在一个人行道都结了冰的冬天黄昏，我站在窗边往外看，看到一个喝醉的女人从酒吧里走出来，她在冰上滑了一跤，摔成四脚朝天。她挣扎地试着站起来，不过又摔了下去，于是她就躺在地上伤感地哭叫。那时候，替我工作的黑人刚好转过街角，他一看到那个女人，就立即过街，尽可能跟她保持最大的距离。
他进门时，我对他说：“我看到你避开了。为什么不帮那个女人一把？”
“先生，因为她喝醉了，而我是个黑人。如果我碰到她，她很容易就会大叫强暴，接着就会出现围观的人群，谁会相信我？”
“你一定是反应很快才能闪避得那么迅速。”
“噢，不是这样的，先生！”他说，“我练习当黑人已经很久了。”
现在在驽骍难得里，我竟然愚蠢地试着去破坏一个人一辈子的练习结果。
“我不会再问你任何问题了。”我对他说。
但是他依然不安地扭动身体：“你可以让我在这里下车吗？拜托，长官。我住得很近。”
我让他下了车，从镜子里，我看到他继续在路边拖着沉重的步子。他住得一点都不近，但是走路比搭我的车安全。
疲惫彻底把我击垮，于是我在一间舒适的汽车旅馆前停车。床很舒服，但我睡不着。灰衣男子走过我的眼前，还有拉拉队员的脸，不过眼前看到的，大半还是那个尽可能往旁边挤，希望离我远一点的老人，我像个带着传染病菌的人，或许我的确带着传染的病菌。我出来的目的在于学习。我在学习什么？我所感受到的紧张以及一种野蛮恐惧的重量，连一刻都不放过我。身为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我的感觉无疑更强烈，但这些事情早就存在了；这些问题并不是我带来的。每个人，不论白人或黑人，都活在同样的环境中，也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不论年纪、不论职业、不论阶级。对大家而言，这只是个存在的事实。但这些事情却一直像疔疮一样，不断地在加压。这个疔疮是不是一直要到爆裂的时候，才能释出里面的压力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