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强尼说，“这里是你的摇篮，你的家。”突然间，他用一支橡木回力球拍敲打吧台，每当大家争论不休时，他就用这只球拍维持安静。“时机成熟的时候———也许要一百年———这应该是你的坟墓。”球拍从他的手中掉落，他为了我未来的死亡哭泣。我也为了自己的前景而沉重。
我注视着我那已经空了的酒杯。“这些加利西亚人一点礼貌都没有。”
“噢，老天，”强尼说，“噢，原谅我！”他帮我们都倒了酒。
排在吧台前的那排客人现在都安静了下来，阴暗的脸，全都礼貌周到得不带一丝表情。
“敬你的返乡，compadre（同志），”强尼说，“施洗者约翰，离那些洋芋片远点。”
“Conejo de mi Alma（我灵魂的小白兔），”我说，“我灵魂的小白兔，听我把话说完。”
那个黑壮的家伙又从街上回来了，他横越过吧台，亲吻了强尼的金牌后，再次走了出去。
我暴躁地说：“以前说话的时候还有人听。我要买票吗？我是不是要先预约才能说故事？”
强尼转向他那间安静的酒吧。“安静！”他凶恶地说，并拿起了他的回力球拍。
“我要告诉你真的事情，妹婿。走到街上———陌生人、外国人、千千万万的他们。看着山丘，全是鸽子笼。今天我走完了整条阿尔发拉多街（Alvarado Street），然后走第一卡耶街（Calle Princip）回来，一路上除了陌生人，我什么都没看到。下午我在彼得门（Peter’s Gate）迷了路。我到球场边乔·达克沃兹餐厅（Joe Duckworth’s house）后面的爱之野（Field of Love）去。那儿变成了二手车停车场。我的神经因为红绿灯而变得焦躁。连警察都是陌生人、外国人。我到卡蜜儿河谷（Carmel Valley），我们以前偶尔会拿着三○—三○的猎枪到那儿随便朝一个方向射击。现在就算要对着一块大理石块射击，都会伤到外国人。还有强尼，我不介意，你知道的，但这些都是有钱人。他们都是用大盆子种小鹤花。他们的游泳池曾经是青蛙和小龙虾等待我们的地方。不，老友。如果这里是我的家，我会在这儿迷路吗？如果这里是我的家，我会走在街上却听不到任何一句祝福的话吗？”
强尼慵懒地瘫在吧台上。“但是这里，Juanito（约翰），还是老样子。我们不让他们进来。”
我低头看着吧台边一排的脸。“对，这儿好得多。但是我可以住在酒吧凳子上过日子吗？不要自欺欺人了。我们知道的已经死了，也许让我们成为我们的最大一部分已经死了。现在外面全是新东西，或许也是好东西，不过那不是我们知道的东西。”
强尼把两只手掌弓起来顶住太阳穴，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
“那些好人在哪里？告诉我，威利·崔普（Willie Trip）在哪儿？”
“死了。”强尼空洞地回答。
“皮隆（Pilon），强尼，彭彭（Pom Pom）、桂格老师（Miz Gragg）、史帝夫·菲尔德（Stevie Field）呢？”
“死了，死了，死了。”他重复着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