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计划清楚、具体，又合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多年来，我曾造访过世界很多地方。在美国，我住在纽约，或者偶尔在芝加哥或旧金山蜻蜓点水式地稍作停留。但是纽约不完全代表美国，就像巴黎不完全代表法国或伦敦不尽然是英国一样。因此我发现其实我并不认识自己的国家。身为一个写美国故事的美国作家，事实上我写的全都是记忆中的美国，而记忆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残缺不全、偏斜不正的储藏所。我已经许久未曾听过美国说的话，没有闻过美国青草、树木以及下水道的味道，没有见过美国的山丘与流水，也没有看到过美国的颜色与光线的特色了。我对所有变化的知识，都来自书本与报纸。但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有感觉过这个国家了。简言之，我一直都在写些其实我并不了解的东西，我觉得这对一个所谓的作家来说，简直就是罪恶。二十五年的时间，扭曲了我的记忆。
我曾经坐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贩售车旅行，那是一辆嘎啦作响的两门货车，车厢的地上铺着垫子。我在人群驻足或聚集的地方停留，听、看、感觉，路上我的脑子里一直有幅自己国家的精准图像，图中不精准的地方全都归罪于我的缺失。
因此我决意再细看一次，试着重新发现这块巨大的土地。否则，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将无法分辨出较大层面的事实所赖以为基础的小事实是否为真。但是这个决定的确碰上了重大的困难。过去的二十五年内，大家变得对我的名字相当熟悉。我亲身的经验告诉我，人一旦知道了你的名字，不论他们喜不喜欢你，态度都会有所改变；不论是害羞或是其他在公开场合所显露的态度，反正他们的表现跟平时不一样。所以这趟旅行，我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留在家里。我必须成为一对四处巡游的眼睛与耳朵，成为一种活动的明胶照相感光版。我不能到饭店登记住宿、不能跟认识的人见面、不能访问其他人，甚至不能询问尖锐的问题。更有甚者，两人或更多人的同行，就会妨碍一个区域的生态。所以我必须单独行动，必须像那种把房子背在背上的随性乌龟一样自给自足。
就因为这些顾虑，我写了封信给一家生产卡车的大公司总部，向他们详述了我的目的与需要。我需要一台三吨半的客货两用车，必须能够在各种严苛的情况下行驶，我还需要在车上盖间像小船船屋的屋子。拖车很难在山路上行驶，而且拖车通常不是没有地方停，就是停车属于非法行为，除此之外，拖车还必须受到许多其他限制。到了预定的时间，车子的规格出来了，一部坚固、快速、舒适的车子，装上了个车顶房———一间小屋子，里面有张双人床、一个四嘴炉、暖气、冰箱、储藏室、防蚊虫的纱窗———完全符合我的需要。夏天，这辆车送到了靠近长岛的萨格港我的一个小钓鱼区里。我虽然不打算在劳动节前出发，因为那时全国人民全都要回到正常的生活作息，但是我却想早点习惯这个蜗居，早点把行李装好、学习如何操作车子。车子送达的时候是8月，那真是个漂亮的东西，强而有力却又柔顺。这辆车几乎跟轿车一样容易操作。因为这趟旅行引起了朋友间的一些讽刺的言论，所以我为这辆车命名为驽骍难得。你们应该记得，这是堂吉诃德坐骑的名字。
因为我的计划不是秘密，所以在亲朋好友之间引起了一些争议（计划中的旅程总是会出现各家坚持不同学派说法的顾问）。有人说，因为出版商尽可能到处发送我的照片，所以我不可能在其他人认不出来的情况下到处走动。我要在这儿先说一下，在这趟一万多英里、跨越三十四州的旅途中，我一次都没被人认出来。我坚信人必须要在前后一致的环境下才能辨认出事物；即使有些人在正常的环境中可能认得出我，他们也不可能认出坐在驽骍难得中的我。
有人对我说，把驽骍难得的名字用16世纪的西班牙书写体漆在车身上，会在某些地方引起注意和怀疑。我不知道一路上有多少人认出了这个名字，但我肯定的是，没有人问过我。
接下来，又有人告诉我，一个在国内各地游荡的陌生人的意图会受到询问与怀疑。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在车里多带了一把猎枪、两把来复枪以及几根鱼竿，根据我的经验，大家很容易明白一个猎人和钓者的意图，甚至还会给予赞许。事实上，我的打猎生涯已经结束，我不再猎杀或捕捉任何装不进煎锅里的东西；我老了，打猎已经不适合我。结果证明，这些安排纯属过虑。
有人说我的纽约车牌会引起其他人的兴趣，甚至怀疑，因为车牌是我惟一的外在标志。这些车牌的确引起了其他人的兴趣———在整趟旅程中大概引起二三十次的注意。但是这类的接触都遵循着一套类似下列那种固定不变的模式：
当地居民：“纽约啊？”
我：“对。”
当地居民：“我在1938年去过纽约———还是1939？爱莉丝，我们去纽约那时是1938年还是1939年？”
爱莉丝：“是1936年。我记得，因为爱佛瑞就是那年过世的。”
当地居民：“反正，我讨厌那个地方。就算你付我钱，我都不愿意住那儿。”
有些人真的担心我独自旅行，怕我受到攻击、被抢、被揍。我们国家的道路危险是举世皆知的。在这点上，我承认自己有点愚蠢的恐惧。孤独、默默无名、没有朋友、缺乏家庭和朋友以及同伴带来的安全感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然而事实上根本没有危险。只有在一开始，我感到非常孤单、无助———一种孤零零的感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带了一个同行的伴侣———一条名为查理的法国绅士老鬈毛狗。实际上，他的全名是狗儿查尔斯（Charles le Chien）{1}。他生于巴黎郊外的柏西（Bercy），在法国受训，但是他却听得懂一点鬈毛狗英文，他对法文的指令反应非常敏捷。如果不是法文，他就需要经过翻译，反应的速度也就会慢下来。他是只非常大的鬈毛狗，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贵族气质，干净的时候透着蓝色。查理是个天生的外交官，他喜爱交涉胜过战斗，或许他并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打架不是他的专长。在十年的生命中，他只有一次身陷麻烦———那次他遇到了一条拒绝谈判的狗，查理的右耳在那次战役中少了一块。不过他是一只非常优秀的看家犬———像狮子般的吠声，让夜晚游荡的陌生人完全无法想像，其实他是一只连陷在纸卷里都无法咬出一条出路的狗。他是个好朋友，也是个旅游的好同伴，他热爱旅游远超过所有他能想像到的活动。如果他在这部纪录中占了很大的篇幅，那也是因为他对这趟旅程贡献良多。狗儿，尤其是像查理这样的外国品种，是陌生人之间的黏合剂。许多在路上发生的对话，都有着这样的开头：“这是只什么狗啊？”
与他人开始对话的技巧，天下皆同。这是很早以前我就知道的事情，但这次我又再次发现，若想吸引注意力、得到协助以及进行对话，最好的方式就是迷路。即使是个会一脚踢开自己饿死在街头的母亲以清出一条路的人，也会高兴地花上几个小时，指引一位自称迷路的陌生人一些错误的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