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孝儒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说要种，那么就肯定要种。冲着书记这份情谊，冲着自己是党员，别说是种猕猴桃，就是种石头，也要种。但是，此时的胡孝儒不仅是党员，也不仅是韩书记的朋友，他的基本身份仍然是企业家，或者说是商人，所以，表面上信誓旦旦地表态，其实是留了相当大的伸缩空间。这么说吧，种一百亩是种，种一千亩也是种，但是到底是种一百亩还是种一千亩，他并没有说。表态之后，胡孝儒一面安排手下的人积极张罗，大张旗鼓，造声势，配合韩书记的宣传，另一方面他自己却悄悄地跑到杭州。从杭州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南京，然后经南京去合肥，再从合肥回到县里。回来之后，他马上就找韩书记，说不做则已，要做就做大的。如果县委县政府真心支持他，那么就划出阳岱山南面三千亩山坡给他，让他做本县猕猴桃生产示范基地。这里还要说明一下，胡孝儒之所以点名要阳岱山的南面，一是因为南面光照好，便于农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也有意离祠山冈远一些。那时候的胡孝儒还没有聆听到老战友孙大午关于服务本乡的思想，还不希望把自己的生意放在本乡，怕将来万一有什么冲突，伤着祖上的和气。所以，他点名要南面，跟自己的老家祠山冈中间正好隔着一个阳岱山，八杆子打不着。韩书记一听，根本没有来得及考虑南面还是北面的问题，略微思考之后，马上就做了原则性表态：只要你不改变土地用途，只要你确实是发展高效农业，种植猕猴桃，带动一方致富，这个主我就做了。最后，县里与胡孝儒签定合同，以每亩每年五毛钱的价格租赁给胡孝儒建立猕猴桃生产示范基地，合同期限是五十年。当时猕猴桃的市场价格是每千克十元至十二元，这是胡孝儒亲自到杭州上海南京合肥考察的价格，是错不了的。三千亩呀，等全部挂果进入丰产期的时候，每亩产量可达两吨，也就是两千千克，每吨按一万块算，三千亩猕猴桃就是六千万的收入，差不多正好相当于当时全县的财政收入，这还得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