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打完，胡孝儒更是一身轻松，他当然知道“回去问问”是什么意思。所以，他相信早上姚根寿担心的问题解决了，他连“陈伟长”三个字都没有说就解决了。陈伟长再有本事，能够本事到省城去吗？能够帮着吴县长在省城的小舅子解决工作吗？再说，如今当领导的不仅继承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传统，而且发扬光大，光大到基本上都已经学会保护与自我保护了。除非特别大胆的，要不然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受贿，但帮着亲戚介绍工作不算受贿。在同等条件下，吴县长当然更愿意接受这样不承担任何风险的实惠。所以，胡孝儒有理由相信上午姚根寿心急火燎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么想着，胡孝儒就多少有点得意，想着在很多人看来是天塌下来的问题，在自己手上根本就算不上什么问题。现在胡孝儒已经不急着打探吴县长职位是不是变动的问题了。不管他职位是不是变动，都不会影响到绿洲集团的正常业务；不管是不是变动，胡孝儒都要拜他这个菩萨。至于万一真的变动了，胡孝儒也不害怕。与人相处，特别是与领导相处，是一种能力。胡孝儒这些年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创立和发展了绿洲农工贸集团，而是练就了与各级党政领导相处的能力。只要有了这种能力，不管是吴县长还是其他什么张县长王县长李县长，胡孝儒都能与他们成为朋友，并且让绿洲集团的发展能成为各级领导的政绩，这样，他们就命运一体利益一致了。只要能把自己的事业与各级党政领导的政治前途命运一体利益一致，事业还怕做不大吗？想不做大都不行。当然，胡孝儒的这些思考是从来不对任何人说的，比如不会对姚根寿说，不对他身边任何一个人说，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知道就行了。但是，当一个人有一项伟大发现的时候，要完全不对别人说，也是难受的。历史上哥白尼发现了日心说，明明知道与教会的地心说唱反调，说出来肯定有麻烦，想忍着不说，最后还是没有忍住，说了。说了之后果然就遭受杀身之祸。胡孝儒也一样，明明知道自己的发现不能说，但也忍不住，还是想说，好在他没有对身边的人说，而是对与自己的利益根本不可能发生关系的人说，跟他的老战友赖远斌和孙大午说了。
要说赖远斌和孙大午，当初在部队的时候胡孝儒跟他们并没有多大交情，也就是在教导队的时候相互相处了几个月，然后就各回各的部队，各忙各的进步，根本也没有联系。倒是他们转业十周年的时候，原来他们教导队的一个在地方上混得不错的战友心血来潮，组织了一个联谊会，大家才重新建立了联系。重新建立联系的主要原因是那次联谊会最后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响应，所以聚到一起的人不多。因此，物以稀为贵，凡是聚到一起的人，关系自然就进一层，相互留了地址，也留了电话号码，少数几个革命青春保持比较好的，还相互留了电子信箱。至于胡孝儒、赖远斌和孙大午他们三个最后走得更近，主要还是物以类聚，因为只有他们三个没有继续在仕途上拼命，而是另辟蹊径，当起了个体户，做了老板，成了企业家。命运相似，在一起有共同语言，也比较平等，相互交往没有顾虑，所以联系自然就多了，而且很快就超出了一般的战友情谊。去年赖远斌来黄山偷闲，顺便看看胡孝儒，两个人一激动，又一起去了河北，去看老战友孙大午。孙大午当时正好在北京给大学生和学术界做讲演，讲他的中国农民的出路问题，跟毛主席当年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的问题差不多。一开始在北京大学讲，后来还准备去农业大学讲，但到底是不是去农业大学讲他还没有确定。主要是考虑如今是信息时代，同样一个报告，既然在北京大学讲了，那么农业大学的学生如果真有兴趣，他们肯定有很多途径能获得讲演的内容，如果没有兴趣，同样的话在同一个城市讲两遍有必要吗？但是如果不去讲，总得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吧？正在这个时候，接到家里的电话，说他的两个老战友要从南方来。孙大午一听，马上就知道是胡孝儒和赖远斌。因为他的战友也都是五十岁的人了，学得非常知趣，不是在事业上差不多成功的老战友，没有这么自信，不会不经邀请就自己“通知”他说要来。正好，孙大午也不用去农业大学讲演了，回去见老战友，还能共同探讨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这个话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