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挨了一记大耳光，怏怏地走出电话亭，把门上掉色的“中国电信”四个字看了好久，好像我还能镇定自若。我看了看天，那片无限开阔的云天，被城市灯光映照得一块块发红，如同一片片无人扑救的大火。大巴车在疲惫地喘息，出租车在鬼鬼祟祟地逃窜，自行车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像是在跟踪前面的自行车。仨俩成群的街头闲人看上去在观望与等待，等待着一片无人扑救的大火之下某个事件的发生。
我被三个黑影围住了，退到了墙根。这里离路灯较远，我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但脖子下凉凉的刀刃，表明了他们的来意。我有点好笑，因为提包里只有两件臭烘烘的衣裤，我身上也没有手机、手表、钱包以及金戒指，仅有十几块钱还是老魏刚才借给我的，只能让他们白忙活一阵。但他们发现了我手臂上的刺青纹身，都是当初用瓷片扎到皮肉里去的：有一条小龙，是我的属相。数字1994612——是我被捕的日子。
“唐家河出来的？”一个黑影这样问。看来他也是个蹲过仓的人，知道看守所就在唐家河，知道唐家河这个俗称。
“当然。”
“哪个仓的？”
“9号，12号。”
“刚出来吧？”
“三天了。”
“刚出来的日子不好过啊。这么晚了还轧马路？提了个包跟真的似的！”黑影生气地把什么东西往我衣袋里一塞。
等他们走远，我掏出衣袋里的东西，发现是一张五十元的钞票，大概是他们一气之下，勒令我打车滚回家去！
二十三
很多结了案的犯人没法“投劳”，是因为劳改单位大多人满为患。我的刑期是四年，抵掉看守所里的两年，所剩不多，所以我就当上劳动仔，算是在看守所就地服刑。
劳动仔住的监仓要好一些，仓门白天也不上锁，这样说吧，这相当于从三等仓搬进了二等舱，乡下户口转成了郊区户口。因为参加劳动，我们这些劳动仔也有较多自由，有时甚至能跟着警察出外买菜或者运垃圾，看一看市井的繁华，嗅一嗅汽车废气或女人头发的美好气味。但一般来说，我们都不会借机逃跑，谁也不会干那种因小失大的傻事。我们有的种菜，有的帮厨，有的喂猪，有的打扫卫生或者修汽车，分成了若干劳动小组。其中修车组经济效益最好，地位也就最高，不但可以吃香喝辣，组员们有时还能请一两天假回家探亲。
我不会修汽车，但毕竟是大学生，可以帮所里写标语出墙报，还可以给警察的子弟们补课。我后来得到减刑的宽大，就是因为把两个警察的小仔子辅导得好，使他们一举考上了重点高中——可怜这些小伢仔，跟着家长住在这破郊区，实在碰不上什么好学校和好老师。我记得学生中最差的是车小龙，车管教的大公子，读到四年级了，九九表还背不全，“甲”字也总写成“由”字。我有一次问他什么是被除数，他只是傻笑。等我再问，问急了，他才一举揭穿我的伪装：“老师，你其实什么都懂，还来问我做什么？”我当时差一点气得晕过去。
我对这些警察多了一份惊讶和同情。他们别说管管孩子，就是逢年过节也没法休假，充其量只能轮着回家吃顿饭。就这样在高墙下一呆几十年，岂不等于判了个无期？他们虽说拿着工资，但吸最劣的烟，喝最粗的茶，碰到伙房里杀猪分几斤肉，还高兴得屁颠屁颠地有哼有唱，这份日子恐怕连好多犯人也要笑翻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