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后，我与汉军分别进入了不同的中学，后来又各自随着中学同学上山下乡。他很快就被一个县的国营石油公司招工，当然是享受了他家出身好的优势。他所在的县与我所在的县隔山为邻，于是他偶尔会翻过山来，给我送来一些他节余的粮票，与我继续说一些有关画画的事。说实话，他的画没有太多进步，还是那些立着或跑着的马，没有什么新鲜。他也不像我的有些知青朋友那样活跃，既不能用小提琴拉出整本整本五线谱上的舒曼，也不能一跃而起轻松攀住篮球架上的铁框，甚至不会讲鬼故事；寡言少语的习惯，更使他不大容易结交新的朋友，不大容易合群。他只是与我在大树下坐一坐，直到他一声不吭地离去。但我还是感谢他这种沉闷的来访，绝不接受同队知青对这种来访的疑惑不解和信口取笑。我还得感谢他把汉国那个塌了几个键的手风琴偷出来让我玩了几个月，直到在汉国的追查下扛回去。好几次回城探亲，我在街上走着走着就会忍不住拐进戥子桥去碰碰运气，看他是否也碰巧回了家。我当然很少在他家里找到他，只是看到他家在一步步发生着变化：先是砖墙已经经过粉刷，然后是大门刷上了绿色的油漆，最后门边还装了一个稀罕的电铃，想必这一切都是大哥汉国的手笔——他总是在勤奋地改变着戥子桥五号的面貌并且与现代文明人家的风格接轨。他母亲有次含着水烟筒告诉我：还是汉国比较懂事，家里这些事就是他操心多，出力多。
有一次，我在街上一个公共汽车站无意中碰到汉民。这位已经长大了的弟弟，嘴上多了一圈浅浅的茸毛，两手插在裤兜里，有点精力过剩地把某只脚一踮一踮。他掏出一包烟，指头一弹，熟练地弹出一支，请！
“你学会了抽烟？”
“玩嘛。”
“你现在干什么？”
“你问我，我问天。我在干什么？先是在基建队当了两个月土夫子，一个月搞得担把水，”他是指赚得百来元钱，“还有味。去衡山玩了两天，看南天门，可惜没有钱去桂林和阳朔了。只怪我老娘生了三兄弟，国鳖又有什么关节炎，没有办法，我也要下农村。我在农村里吃不消，天天懒得出工，猪油吃完了就去偷，队干部怕了我们，只好请我们回城里来玩。”
他又说：“队上还有两个女知青，她们心还是好。你的衣邋遢了，对她们一丢就是，保证洗得干干净净。不过她们嘴巴厉害，好烈，我怕了她们。我娘还是好，吃饭尽我的量。最讨嫌的是军鳖，成天一个卖煮蚕豆的样子，”他是指二哥的脸色难看，“好像我前世欠了他的，比爷老子还像爷老子，说话好大的口气，对我订了四大纪律，比毛主席还多订一条。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酒，三不准偷东西，四不准同妹子往来。要是我不听，他就动不动抡皮。”他是指用拳头揍人。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旁边有一位瘦小的女子捂着嘴笑，让我察觉到女子与他有什么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