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欣慰的是，我很快发现，高官的反应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激烈，而且也不是那样深怀敌意。一位经验丰富的上校散会后，把我叫到旁边的房间里。我们面对面地坐下来，他一脸严肃地告诉我：“你所说的全是事实。那都是事实。”他直盯盯地看着我，然后点点头，说道：“你很棒。”我点点头，然后我们一起起身，离开了会场。
我发言后，先前介绍情况的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将军起身发言，试图挽回一点儿颜面。他说，我所提到的都是事实。以前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但是在美国的领导下，一些越南陆军，特别是第五师，正在“不断进步”。
多少年以来，美国顾问（此前是法国顾问）一直保留着一种为上司排忧解难的法宝。将军的那番话再次展示了这种法宝的魅力。我指出，在一些地方，情况的确有所改观。“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他们改善的速度如何，幅度又有多大？是不是远远无法跟越共相提并论？到今年年底，是否会推翻我的观点，向总统汇报我们所取得的进展？”我说，本人认为，这一切都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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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之后，也就是1973年４月，面对审讯的我，正在向陪审团描述当日汇报情况时的情景。我的律师让我讲述越南的经历，但是我发现，自己在使用“我获悉”或是“我认为”这样的字眼时，或是提到自己所写的书面材料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反对。不过，我发现，原告很难对亲眼所见的情景，口头汇报的东西提出反对。所以我决定提及这次口头情况介绍，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想法，阐明改变自己的各个方面。
在讲到浓烟滚滚的村庄时，我顿了一下，然后缓缓地说道：“当时的情况实在是太糟了。”依据当时的法庭记录显示，我说了一声“对不起”。整整一分钟，我喉头哽噎，实在无法继续。恢复常态后，我继续讲了半个小时，回顾了当时自己所介绍其他细节。审讯中的午餐时间，我走进被告房间，忍不住潸然泪下。
被告团的其他人员离开了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不知道我哭泣的原因。此前曾进来和律师攀谈的记者也不知道其中的缘由。看到我双手掩着脸面，不住抽泣时，他们赶忙关上门，匆匆离开。午餐结束后，我洗了把脸，走入法庭，继续站在证人席上作证。大部分人认为，可能是因为作证时过于紧张的缘故，我才会支撑不住。
我失声痛哭，是因为自己早上又看到了越南的场景。滚滚浓烟从燃烧的睡毯中升起，一名老妇人从一片废墟之中拾起粉红的茶杯。整整七年，我没有再想过当时的情景。现在我又看到了这一切。我所拍摄的照片，展示给与会将军和科默的照片，又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看到了一个小女孩手中捧着烧焦的塑料玩具。越南再次进入了我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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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春天，第一军团下辖的南越北部各省，包括顺化和岘港，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佛教动乱。在此之前，休伯特·汉弗莱曾对西贡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公开表示对阮高基将军的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