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联系过之后，范恩来到我西贡的住所。我的住所配有空调，而且极为宽敞，里面全是美国官员。出于安全考虑，在门口设置了警卫，访客必须登记。范恩首先告诉我的是：“你应该走出自己的寓所，去和各行各业的越南人聊天。要知道，他们根本无法到你的寓所中拜访你。”我们一连谈了几个小时。对我来说，（用当今的行话来说）仿佛是登录了内容丰富的大型数据库：数据库提供了大量有关美国对越计划的信息，同时阐述了其不能运转的原因，指出现下应该采取的方针及战争的前景。我们一问一答，而且范恩的回答常常能切中要害。范恩的回答中总是包含相关的数据——与官方虚报的数据相比，更加真实可信。他见多识广，说起话来真实可行，直言不讳。在华盛顿读了一年的电报和预测后，与范恩一席交谈，对我来说，就像是呼吸到了纯氧。我问了很多问题，飞快地做了不少记录。他邀请我访问厚义省，我说自己会尽快安排访问。
1965年１０月１７日，周日下午，范恩驱车接我前往厚义省城。他驾驶的雪弗莱轿车，是一种四轮驱动的多用途运载车，后来我也曾多次使用。美国使团配有多辆这种型号的轿车，我自己也配了一辆。随后的三天里，范恩带我走访了厚义省下辖的四个地区，参观村落、县城、顾问人员分部以及难民安置营。厚义省辖区内的所有公路，只要是没被围得水泄不通，我们都走了个遍。
几乎从来没有使馆的人单独一人驱车离开西贡；一般他们都会乘坐直升机或是由车队护航，尤其是在像厚义省这样的地方，更应如此。我听人说过，范恩带我去的地方，都是人迹罕至之处。但是他在带我去之前，首先会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密切关注警报讯号。他的一个同事曾告诉我：“约翰不会冒不必要的风险，但是他也不会将所有公路拱手让给越共。”
在范恩及其助手道格·拉姆齐的办公室，有一张每日更新的路况信息图。图上用油脂铅笔标上“可以通行——不危险”、“可以通行”，和“不太危险”、“一般危险”、“极端危险”的标记。 “一般危险”的公路很长，在驱车穿过时，范恩开得比较快，一般是每小时５０到５５英里。“极端危险”的公路较短，范恩同样会开得飞快，每小时５５到７０英里，而且一手拿着AR－１５（AR－１５是一种自动步枪，是M－１６的前身），指向车窗外，胳膊上架着大量弹药，腰间绑着手榴弹。范恩认为，这些公路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危险，但是，在“极端危险”的公路上行驶时，他小心谨慎，判若两人。这一切都告诉我，有些时候，在此类公路上行驶，非常危险。（范恩曾说，这里需要小心谨慎。）
随后的六个星期，我随范恩一道走访了第三军团下辖的各个省城。整整一年来，还没有人驱车通过公路，来此走访。一路上，范恩告诉我需要留意的目标，同时对我进行指导：何时该把他借给我的枪架在车窗外，双手扣住扳机；何时该把枪架在膝盖上；何时该把枪架在车内，拉起车窗，阻挡风沙。所有这一切我都熟记于心。
下面是我依据范恩对公路安全状况的评论所做的记录（具体的细节和所引用的内容来源于我后来写给兰兹代尔的一份报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