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身前往西贡之前，我已经准备好了需要拜访的人员名单。抵达西贡后的一、两个星之内，我与名单上所列之人逐一会面。此后在越南的时间里，我一直持之以恒，坚持向他们学习。他们大部分都持有同样的观点——和兰兹代尔的观点基本一致。通过走访和观察，我很快认同了他们的观点。虽然这些人在解决问题时，头脑并不是很冷静，也不是不偏不倚，但是和其他美国人不同的是，他们讲越南语，而且结交了一些亲密的越南朋友。他们热爱越南，相信美国的介入会对其提供很大的帮助。我开始赞赏“这些不错的美国人”。在此前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我描述了他们所在机构的共性：
短短一个星期之内，我认识了许多“置身事内”的美国人。他们中，有些人对越南有着深深的依恋之情；有些人在越南天马行空，我行我素；有些人越语说得很流利；有些人久居越南，是越南问题的专家。因为他们设身处地为越南人着想，因为他们对那些漠然处之、动机不纯的美国人极为蔑视，〖那些人对农民一无所知，在越南也没有亲密的朋友，对越语也是一窍不通〗，所以各个机构都对他们心怀戒备。我越来越认为，这些人是主导越南问题的中坚力量：没有这些人，我们根本无法取得成功。
高居访问名单榜首的是约翰·保罗·范恩。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大卫·哈伯斯塔姆曾向我讲述过范恩的奇闻逸事。在大卫的专著《深陷泥潭》一书中，我也曾读到过范恩的事迹。哈伯斯塔姆，和其他我所接触过的记者一样，对范恩的诚实、直率和勇气大加赞赏。1962年到1963年之间，他曾担任陆军中校，是越南陆军第七师的高级顾问。从陆军退役后，他回到越南，担任国际发展署的民事顾问。范恩异于常人的直率，让国际发展署极为苦恼。刚开始的十个月，范恩被下放到西贡西部的一个边陲省份厚义省担任省代表。那里满目凄凉，而且险象环生。越共常常会穿过厚义省，直插附近的省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