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末，我说，应该组织一个工作组，专门负责越南“长期”问题研究。“长期”的范围就是在六个月以外。对于政府外的人来说，这个想法实在有点儿荒唐，但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这属于长远规划。古巴导弹危机时，国安会执行委员会曾成立两个工作组，我当时分别担任两个小组的成员。一个工作组是短期工作组，主要负责在一两天之内制订进攻计划，结束危机。另外一个是长远规划工作组。在提到长远规划工作组时，我过去常常说，不光是危机时才存在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般行动，持续两周亦属于“长期”的范畴之内。这可不是开玩笑。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准备最近几天需要的东西：演讲、证词、预算、报告、新闻发布会以及一个接一个的会谈和官员访问。想起古巴导弹危机时，几个晚上，自己曾睡在助理国防部长的皮沙发椅上，可在国际安全事务部工作一年后，我才发现其实我们日常工作的节奏以及面临的压力和处在“危机”时并无太大区别。
1965年夏天，我告诉约翰，尽管柏林早已不再面临危机状态，可是在1961年到1962年之间，国际安全事务部柏林工作组内部还是成立了长远规划小组。而越南问题从1963年以来，就一直潜伏着危机，可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对越南问题进行长远研究。我说，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工作组，自已希望领导该小组。
约翰抬起头来，看着我，说道：“你不理解。丹尼尔！越南问题不能持续六个月！我要让美国退出！”他用手猛烈敲了三下桌子，这种情况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撤出！撤出！撤出！”
我忙附和道：“喔，嗯，对……”
等到情绪稳定后，他继续说，总统私下里对国会说过，会尽一切努力，在秋季末期进行谈判，结束战争，至少在今年年底，结束战争。约翰认为，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意思并不是要赢的战争；总统保证会进行谈判。现在扩大战争只是为了增加我们谈判的筹码。他说，为了平息国会山的不安，汉弗莱以总统的名义做出了保证。在我看来，要是总统真的履行了自己的承诺，那约翰逊总统的历史将会重新改写。但无论如何，我很高兴听到上述言论。这很符合我们两人的观点。
1965年春季末，轰炸行动在五月短暂“歇息”了一下后，又重新开始。一次，我正坐在约翰办公桌旁边，膝盖上放着一大堆文件，为其书写的备忘录查找资料。他提到，今天要早点离开，因为要去接妻子，共进晚餐。他从未向我提及妻子和家人。尽管我们一天１２个小时都并肩作战，而且常常一起开玩笑，可是他从来没有问过我的私人生活，也没有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或是见见他的家人。他早就告诉我，不会与任何下属交往。但是，这次他提及妻子，所以我也就随口问了一下：“你妻子对你的工作有什么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