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步行通过拉斐特公园，许多人高呼反战的口号。我拿着录音机，没有喊任何口号，帕特里夏把麦克风高高举起，捕捉众人高呼的口号。我们和帕特里夏的两个朋友马蒂和鲁斯·加伯斯一起参加游行。这两人是一对夫妇，和游行发言人以及其他参加游行的人一样，极力反战，我估计，游行队伍中，只有我一人持有不同的观点。其实我的内心也极为矛盾。我同意游行人士高呼的口号。我一直犹豫不决，不想参加游行，并不是因为我反对发言人所提及的内容——尽管没有获得内部信息，他们的理由很充分——我所担心的，是怕电视镜头中出现我的画面。要是这些游行产生的影响，足以让美国停止轰炸，结束美军的介入，我会很高兴。不过帕特里夏和她的朋友并不知道我内心的想法。
我们坐在草地上，听着学生民主协会主席保罗·波特、政治评论员斯通和参议员格里宁的演讲，听着琼·布斯的歌声。录音机放在草地上，帕特里夏把这一切都录了下来。尽管在休假，我觉得自己该赶回五角大楼，去看看有什么大事情发生。帕特里夏随后和加伯斯夫妇一起去共进晚餐。第二天，帕特里夏告诉我，马蒂简直不敢相信，她和一名五角大楼的人一起去参加游行。
周日早上，我开着自己的白色轿车，接上她，驱车直奔肯特伍德。两边的街道上满是樱花树，个个枝繁叶茂。她在车上照了张相，一手放在车的一边。心形的面庞，红色的头发在鲜艳樱花的映衬下，越发光彩照人。一双碧绿的明眸，射出与众不同的目光。我们时而步行，时而驱车在樱花、梨花和木兰中穿梭。最后，我们去公园野餐。
我们两个人坐在草地上，靠着一颗枝繁叶茂的大树。我专为这次野餐准备了一个柳条篮子，正好放在轿车的座位底下。我买了法国奶酪，肉酱和棍子面包和两个透明的高角杯——这都给帕特里夏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吃完后，我坐下来，背靠着大树，她的头依在我的膝盖上。我们一边聊天，一边闻着花草的芳香。她说，很长时间过去了，我都没有吻她。她后来回忆到，等到我弯下身子，吻她的时候，她早已迫不及待了。我们并没有在公园呆很长时间，野餐结束后，我便驱车将她送回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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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诺顿的办公桌前通常会放一个文件柜。文件柜里放的全是他经常要查阅的或是极为敏感的指令、电报、备忘录，按类别装订成册。文件柜配上滚轮，这样每天晚上，他离开办公室后，就可以将文件柜推入保险箱。保险箱和小隔间一般大，有一层房间那么高，其他一些机密的文件也都存放在保险箱里。每天早上，他来到办公室后，军事助理会打开保险箱的密码锁，把供其阅读的文件推过来。如此，他便可不费吹灰之力，取阅文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