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3年开始这项研究计划，当时只想在华盛顿做短暂的停留。1964年初，妻子和我离婚。虽然我仍然受聘于兰德公司，可是却常常在华盛顿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离婚后，我不得不返回加里福尼亚州照看自己的两个小孩罗伯特和玛丽。当时他们一个8岁，一个5岁。
为了支援我的研究计划，在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沃尔特·罗斯托的带领下，来自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官员组成了跨机构研究小组。小组中的每个成员都竭尽所能，帮助我获得许可，以便参看各部保密研究文件。这些文件主要是对美国过去遇到的国际危机所做的研究报告，如柏林危机、苏伊士运河危机、黎巴嫩危机、台湾海峡危机、击落U-2侦查机事件以及老挝事件。所有研究报告都为保密文件，而且均为绝密。因为获得了特别许可，我得以看到了这些文件。开始研究后的六个月，通过对古巴导弹危机进行细致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虽然不太完全，但是据我看来，非常重要。我向罗斯托领导的跨机构研讨小组提交了单独报告。不论是报告的内容，还是六年前的研究所得，普通公众都浑然不知。我会在下文着墨详述此事。当时，我希望至少再进行六个月的研究工作，而且主要是针对五角大楼。
七月，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诺顿把我叫到办公室，提议由我担任其特别助理。麦克诺顿是哈佛大学前任法律教授，以前一直是国防部的顾问。此前的几年，我们曾有过几次交谈，但主要是关注核武器控制，彼此都很尊重对方。麦克诺顿告诉我，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正协助总统处理越南事务。部长已邀请他担任特别助理，故此希望我担任他的特别助理。他会把70％的时间投入到对越南问题的研究上，所以希望我对越南问题投入90％的时间。同时保证，可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就可升任助理国防部长帮办。
我对仕途并不感兴趣。我的梦想不是享受高官厚禄；不论从哪方面说，兰德公司都是我绝佳的归宿。今后我希望一直留在兰德公司里；事实上，我一直对兰德公司很是向往。在兰德公司，我可以自由地、不受限制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关注核武器带来的危机。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常常飞离加里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前往华盛顿，充当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总统办公室各官员和决策团体的私人顾问。我觉得自己的确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最起码减少了核战带来的风险。我可不想担任什么官职，那样的话，我将不得不负责一些自己毫不感兴趣的东西。实际上，自从我来到华盛顿后，我就发现自己中了圈套。当时我并不想这么做，可是最后却不得已而为之。
我此前曾与麦克诺顿讨论自己对危机的研究。我告诉他，这项研究工作很吸引人，而且很值得尝试。我花了不少心血才得以开始这项研究，而且为此所做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我认为，如果继续从事研究的话，一定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麦克诺顿说，他希望给我提供一个机会，从内部审视一场危机，审视一场正在进行的危机。“越南危机是一连串危机的迸发，而且历时会很长。”以往有关危机的记录文献只能告诉我一些并不想知道的东西。要是我想知道危机产生的过程，酿成大错的原因，以及危机的实质，就必须担任政府官员，这样才可把握政府对危机的运作。研究员和顾问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还可以继续进行自己对危机的研究。以前我只是将越南作为自己的研究个例，去书写历史，而以后却可以去创造历史。考虑到这一点，我最后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深知在五角大楼和政府部门中职位的重要性，故此要求授予我最高公务人员级别：GS-18“资深级”。.就工资和地位来说，该级别与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相当，按军队的衔级来说，介乎于中将和少将之间。授予助理国防部长特别助理如此高的级别，实属罕见。但是麦克诺顿说，他会极力争取，因为我是他越南问题上的“良师益友”，可以在跨部门会议时，作为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代表他出席。
麦克诺顿向我做出的最重要保证是，凡是送交他过目的有关越南和其他问题的文件，我都可查阅。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大量有关越南的信息进行查阅，（和其他军事助手和帮办一起）决定哪些文件应该送交其过目。作为助手，每天我都可以看到直接发给他的大量备忘录和电报。而且很多文件都规定由其“亲自过目”，帮办们都无从阅览。所以在我的工作中，判断的能力尤为重要了。我对自己的判断能力很是自信。在遇到一些需要保密的敏感问题时，就是我展露自己判断力的最佳时机。
但是，在一些管理方面，我却表现的不太尽如人意。麦克诺顿不会直接点明我的缺点，只是有时会说，“加快效率，提高产量”。他精力过人，智力超群，所以对每个助手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确信，其他人一定比我更善于组织，做的也比我好。当然，他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给予了我独一无二的学习体验，帮助我了解了白宫以外的少数高官以及国防部长麦克纳拉班组成员制订政策的过程。
1964年8月3日夏天，我来到助理国务卿的办公套间，开始接触自己的新工作。麦克诺顿的房子很大，屋顶也很高，透过窗户，杰弗逊纪念馆以及华盛顿纪念碑一览无余。虽然在我的小工作间里，也能看到上述景色，可是只能容纳一张桌子，一张会客的椅子，两个四抽屉的机密文件保险柜。从我的办公室屋门到麦克诺顿的房子只有几码。有个秘书在麦克诺顿办公室门外放了一张桌子，还有两个放在门的另一边，在通往五角大楼过道的房间里也堆上了桌子。管理这个办公室的是麦克诺顿的军事助手哈里·哈里斯少校，他的小工作间就在我旁边。我们的办公室位于五角大楼三层，是个隐蔽的地方，因为该办公室正好就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会议大厅的下面。
一搬入自己的小办公室，我就告诉军事助手，我想看有关越南或是从越南发来的所有文件。他诧异地问道：“所有文件？”
“对！所有文件。”
第二天早上，当我踏入办公室时，在窗户和办公桌之间，我发现有两大摞堆放整齐，高度相当的文件。我身高五英尺，可这两摞文件个个都比我高一点。我小心翼翼地从其中一个的顶层夹了一堆文件，生怕不小心碰翻了这堆文件。然后慢慢拿到桌前，开始快速阅读。这些文件都是些报告，备忘录，质询文件和信函，但全是复印件，原件都已发给其他人或是国际安全事务的某个下属机构。有很大一部分信函都是发给助理国防部长的，但是他并不一定都要亲自过目；信息中心将各信函分发给负责专项事务或是回答发信人质询的相关机构。我后来知道，大部分信件通常不会立即给助理国防部长发过来。信息中心会依赖相关各部发送文件，如果他们认为重要，还会附上小节和评论。其实我原先认为这都是自己的份内之责，可绝大部分工作，信息中心都代劳了。这次，我要求查阅“所有文件”，所以助手把这些都给我搬来了。
桌子的另一边，是用来装废弃文件的垃圾袋，一个直到我腰部的大纸袋。用厚厚的褐色纸制成，非常硬实，可以自己直立起来。袋子的上边折起来，用来放置废弃的机密文件。我只把自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交给麦克诺顿，然后把没用的统统扔掉。其他人不会再看这些文件，他们要是想看的话，应该早已经拿到了复印件。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保密的。只有少数是秘密级，这是保密等级中最低的一种。一般这些文件都是五角大楼低层官员发回的每周报道，大部分都是要求给予后勤补给，所以这些文件很快就会扔到垃圾袋中。但大部分都是机密或是绝密文件。有美国驻越南使馆发来的电报，有驻越南军援司令部发来的电报，或其他驻越南使团机构、国务院办事处发来的电报，还有中央情报局或是国防情报局发来的情报预测和研究——这些都很吸引人——多是报告、计划、周报告、月报告、质询和回复。
前半个小时，处理起文件来，我还是谨小慎微，可是没过多久，便开始一味往垃圾袋中扔密件。到中午的时候，垃圾袋已经满了。随后会有专人把这些垃圾带到地下室焚毁，换上两个新垃圾袋。我实在是不堪工作的重负。要是哪个文件你多看上几眼的话，今天恐怕就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一些文件你不得不仔细阅读）。虽然记不起自己晚上是否看完了这两摞文件，但是我确信，那根本就是痴人说梦，绝对不可能。更糟的是，第二天早晨，当我走进办公室时，又看到两摞新密件，今天早上刚从信息中心拿过来。每摞都有１２英尺多高。越南和美国的时差是１２个小时，所以大部分都是白天从越南发回，然后下午或是晚上抵达情报中心的。尽管看的很快，还是不断有一堆堆的新密件从越南发回华盛顿，让我目不暇接。
第三天早上，我觉得有必要限定一下文件的范围。我竭尽所能，减少了自己的工作量，后来每天只看两摞文件，每摞２．５英寸——从每天１２英寸减到了５英寸。只看那些绝密文件或是一些特别的定期分析报告和机密信函。几乎每封信件都为“限量发送”、“发送主要负责人”和“禁止发送”级别的文件。这些都是国务院为每封电报或是每份报告设定的标志符。和其他普通文件发送方式不同的是，“限量发送”的文件不会发往所有相关机构，“发送主要负责人”级别的文件，收件人范围更为狭小，“禁止发送”级别的文件通常只会传给一些高官。这些文件都由其本人“亲自过目”。其实，如此划分，就是依照官员的职权范围和文件的机密等级，控制参阅文件的人员数量。
所有的这些信函都不会列明由我过目，而且麦克诺顿也常常榜上无名。但是我常常会看到一些相关机密文件的复印件。原则上说，依据机密等级，根本就不可能复印这些文件，我和我的上司也不可能看到这些复印件。即使是国际安全事务部或是负责国际安全的助理国务卿也常常无法看到“禁止发送”级别的文件。有时五角大楼之内，即使是国防部长也无法看到一些专门发给国务卿和总统的信函。但是，这些信件现在都摆在我的面前，统统来自于信息中心。其实，“禁止发送”，这样的字眼，不过是为了减少接触机密文件和绝密文件的人员数量（根据以往的经验，发送人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以前可能有几千人或是几百人看到这些机密文件，这样做的话，可能只有六七十个人或是十几个人看到这些文件（除了部长、信使和特别助理）。
有时，发件人会在题头写上醒目的警告语，如“仅呈部长过目”或是“总统过目”。在当时，能够读到这些文件的人的确是少之又少。我没有盗取过任何机密文件，也没有试图复制这些文件，但是我可以阅读密件。这可是我享受的特别待遇。约翰冒着莫大的风险，才得以让我在其办公室中查阅这些文件，而如果要是让其他人知道了这件事，甚至是他的助手知道的话，可能我很快就不再拥有这种特权了。人人都要小心谨慎，保守秘密，这也适用于其他领域；
几个星期之后，因为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差点被解雇。一次，我跟迈克·福里斯特尔通了电话。他是白宫越南事务跨机构小组的协调员。据我所知，他在国务院负责和我同样的工作。在通话中，我直接引用了美国驻越南大使电报中的一些片段。这是一封“禁止发送”级别的电报，是专呈国务卿和总统过目的。听到我引述的一段话后，他大为吃惊，说他并没有看到相关的电报。我把电报编号告诉了他，而且提到这是大使所发的每周报道，有特别的编码，保密级别很高，可能非常重要。我和麦克诺顿拿到了电报的复印件。而且还告诉福里斯特尔这些电报很值得一看，他应该确定一下，自己是否在收件人的范围内。
几个小时之后，麦克诺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神情凝重，焦虑不安。他问我，“你是不是向迈克·福里斯特尔透露了越南使馆的新电报？”
我说，“是啊！他好像还不知道这件事，很显然，他需要看一下这些文件。”
约翰看了我半晌，然后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能留在这工作。他们让我解雇你。我可真是遇到了麻烦。”他把头扭到一边，一边敲着桌子，一边冥思苦想。当时我也在想：我为什么不能把信透露给迈克·福里斯特尔？据我所知，他一直在协调华盛顿对越公务啊！而且他父亲是前任国防部长，是肯尼迪总统的“密友”。即使是现在换了新总统，可他毕竟还在白宫工作，为什么就不能看这份每周报告呢？（后来我才知道，事件的敏感性在于，这些文件编码是按照泰勒大使的要求设计的。因为一些常人无法获悉的原因，他想避开前白宫同事福里斯特尔，和两位上司私下进行交流）。连这点小事都把握不好，我又怎能再信任自己的判断力呢？
最后，约翰说：“在这方面，你是个新手。我父亲过去常说，‘人有失手，马有失蹄’。你现在已经犯了一次错误，丹尼尔，我真的希望你以后千万小心点儿。”但是，约翰也为我的失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那以后，这方面的电报就不再发往他办公室。而且五角大楼只有一份复印件，一般都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办公室里。因此，他不得不去部长办公室察看复印件，这些复印件一般都夹在笔记本上，无法拿下来，看起来很是不便。
这就是事情的始末。我最后还是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其实光就判断力来说，我并不能算是一个初学者。数年以前，当我还是兰德公司的顾问之时，就常常奔波于五角大楼各办公室之间。但是麦克诺顿是对的。对我来说，这个新岗位也是个全新的学习过程，我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学习。我现在才知道，作为政府机构中的一员，作为上司的心腹，我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如何尽忠职守。麦克诺顿的言行给我提供了很好的例证。看他出席部门间会议，代表麦克纳马拉阐述其观点时，我的确学到了很多。其实那些观点他有时根本就不同意。
在国务院的一次午餐会上，一位不太熟悉约翰的官员告诉我，约翰是华盛顿最为直率的官员。午餐会结束后，我把官员的评论告诉了约翰，并且向他保证：“我一直在捍卫你的名誉。我告诉他，你是全华盛顿中最为含蓄的人。”他高兴地一笑，然后说道：“谢谢你。”
我经常陪同麦克诺顿出席记者招待会。因为不论何时他出席记者招待会，都会要求我一同前往。这也是掩饰自己的一种方式——也可能是国防部的一项规定。如此的话，他身边就多了一位目击证人，可以随时向外保证，他对一切保密信息和敏感信息一概不知。一旦需要弄虚作假时，他那伊利诺斯州培金城口音就会越来越浓，到最后就像农贸市场上的农民在谈论谷物的价格，就像河船上的船夫在高谈阔论。一看就知道，他全身散发着一股乡巴佬的气息。在编造谎言时，他会毫不顾虑，言谈举止活像一个乡巴佬。我后来的顶头上司爱德华·兰兹代尔也是如出一辙。一旦面对一些不知情的人士，想要含糊其词时，他就会佯装单纯。在各种情况下，他们的方法都能奏效。一个小时侃侃而谈，谎话连篇。可事后记者们会说，与其他官员相比，你的上司是何等“直率”。所以我认为，所有记者都没有思想，没有洞察力，甚至最为优秀的也不过如此。他们常常被这些异乎寻常的谎言骗的团团转。
谎言本身并不会让我烦恼，但是一想到有些捏造的谎言很可能会被拆穿，我就不由得心惊肉跳。其实，我一直都在杞人忧天。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捏造的谎言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还是有一次，我不得不沉着应付，严阵以待。
约翰的桌上有一条直通国防部长的专线。通常只要铃声一响，电话机上的红灯一闪，即使当时麦克诺顿正在与其他人通话，也会立即拿起话筒，然后干脆地说道：“您好，鲍伯！”要不他会提起笔来做些记录，要不就直接离开办公室，撒开两只大腿，一阵快跑，直奔国防部长办公室。为了避免其他军事官员看到，他一般会从过道跑向部长办公室，从来不从走廊直达。
一天早上八点钟之前，麦克诺顿接到一个电话，便匆匆离去。几分钟后，从麦克纳马拉办公室回来了。他告诉我，“一架绿簧侦查机在中国坠毁了。鲍伯决定在八点三十分召开新闻发布。我们要在十分钟的时间内，为他编造六个不同的谎言。”
在我的记忆中，他是首次使用“谎言”这个词。绿簧是无人驾驶的侦查机的编号，主要是拍摄图片，执行间谍侦查任务。约翰递给我一个黄皮本，我拉了个凳子，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开始飞快地编造谎言，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交流思想，避免出现重复的谎言。第一个谎言显而易见，可能每个人编的都差不多。如果中国对外宣布该事件，我们可以说，这架飞机不是我们的，美国对此毫不知情。第二个谎言是，这是中国国民党的飞机。在约翰奋笔疾书时，我顺便问了一句，“上面是不是有美国的标记？”
“谁知道呢？”约翰头也不抬地道。第三个谎言是，这是一架教练机，偏离了航线。第四个谎言是，因为天气缘故，飞机偏离了航线。我想起，１９６０年，美国U－２侦查机在俄罗斯坠落。当时因为苏联活捉了飞行员，而且赫鲁晓夫并未立即告诉美国，所以我们的一切谎言并未奏效。这次虽然不可能有飞行员的存在，可是如果中国展示美国的摄像机怎么办？话虽如此，我还是绞尽脑汁，又编了几个谎言。麦克诺顿看了看表，正好十分钟，随即抓起我的便簿，就往外走，边走边看我的六个谎言。在他正要离开办公室之际，我叫住他，问道：“为什么他不说‘无可奉告’呢？
约翰耸耸肩，说道：“鲍伯不会向媒体说‘无可奉告’。”
几分钟后，他回到办公室，招呼我到他的办公桌前坐下来。他把我们写的几张纸撕了下来，然后把一本便簿塞到我手中，说道：“鲍伯很喜欢这些谎言。他还想要四个。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又开始奋笔疾书。他离开以后，我想到一个新的谎言，但是其他的却煞费精神。现在我一个都记不起来了。当约翰撕下这几张纸后，正好过了五分钟。我说：“真的，他应该考虑一下向媒体说声“无可奉告”了。你离开之后，我一直在想：“中国现在应该已经发现了飞机的残骸，这足以证明所有的这些叙述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记者们对情报的收集很了解，对谎言也十分厌恶，所以还不如不说呢！”
虽然情况紧急，约翰还是和往常一样，认真听取了我的建议。一边点头赞许，一边说道：“我不认为他会这样做，但我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他。”
九点多一点儿，约翰结束了新闻发布会，回到办公室。我问他事情进展得如何，他说：“简直无法相信。一些人拿出了中方对该事件的报道。实际上，部长采用了你的方法。他说：‘对此我无可奉告’，然后开始回答下一个问题。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会这样做。”
“后来又如何呢？”
“记者们似乎很喜欢他的回答！他们不再继续追问了。”几分钟后，一名五角大楼专职记者离开麦克纳马拉的会议大厅，来到约翰的办公室。我当时正好在那儿，他对我说：“告诉你的顶头上司，今天的‘无可奉告’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我真没想到，麦克纳马拉居然会这么说。”我总认为，部长的伎俩之所以大获成功，是因为记者们知道这些都属于机密情报，因此不想继续探究。其实这并不适用于一切情况。在多数情况下，一句“无可奉告”还不足以打消记者的穷追猛打。就是刚入门的新手也知道那不过是搪塞之词。但是在当时，却往往可以奏效。
要严于律己，不可向其他政府部门官员泄漏机密——这一点已不消再说——还需要考虑周到，善于撒谎。这些是很多工作必备的基本能力。很多人，像我和约翰，都充分具备了上述能力。随之产生了一种保密机制。该机制建立在以往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有着行之有效的程序，可以确保官运亨通。正是因为这种机制，总统才得以执行自己的秘密外交政策。保密程度之高，可能就是那些消息相对灵通的人士，如记者和国会议员，也无法想像。
众所周知，“在华盛顿或是一个民主政权中，根本无法保守秘密”。“不论该机密何等敏感，你都可以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看到相关报道。”这种说法纯粹是一派谎言。实际上，那些都是捏造的故事，是用来蛊惑和误导记者和广大读者，混淆视听，是保密程序的一部分。当然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集权制的国家，这些机密最终还会昭示国人。有时候，政府各机构之间为了预算拨款，争风吃醋，导致机密泄漏。更重要的是，在一段特定时间内，了解机密的人越少，保密的能力也会相应降低。保密员常常会说：“两人保密死，三人来保密。”但是事实上，决大多数机密不会泄漏给美国公民。即使这些严密封锁的信息已为敌对国所知，即使需要国会授权动武，即使需要对外交政策进行民主监督，政府也不会透露这些机密。广大民众，国会议员和媒体对事实的真相毫不知情。即使这些跟他们息息相关，即使成千上万的政府幕僚已经获悉这些机密，政府也会稳妥地把秘密尘闭起来。通常一封就是十几年。
作为政府幕僚中的一员，我对这一切均未表示反对。当时政府内部风气普遍如此。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帮助国会、媒体或是公众了解总统即将采取的行动，也没必要自找麻烦。要是透露总统行动的话，那些目光短浅，思想狭隘的个人或是机构很有可能就会进行干涉，而这些问题他们根本就插不上手，也理解不了，只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这种做法的确助长了反民主气焰。（我估计，现在这一切已经有所改变）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那些未经许可的人根本不可能在核战时代的冷战中发挥任何有益的作用。这属于国家利益。为了可以更好地服务总统，帮助他排忧解难，我们只要敷衍他们一下就可以了。
政府的政策漏洞百出，而且带有很大的误导性，在核问题上尤其明显。但是我并不希望通过国会，通过那些保守的南方各州议员领导的委员会来解决问题。作为政府中的一员，我亲眼目睹了国会、记者和大众是如何轻而易举的被愚弄，所以我一直对他们缺乏尊敬，也不认为这些人可以指导国家，采取更为有效的政策。正因如此，每每遇到政府散步谎言，继续愚弄大众时，我要不就保持缄默，要不就直接参与或是表示接受。总之，决策者们关心的真正问题，广大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和公众一无所知。当时政府内部普遍认为，这些人愚昧无知，所以理所当然，应由我们来处理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
这就是当时政府环境中的一个特点。我们对外界观点和批评一律漠不关心，从不听取外界的意见，从不向外界学习。从担任顾问，到后来为政府效力，也许最惊人的发现就是一个人要马不停蹄，积极工作。前文中，我已经详述了那些需要处理的大量资料，以及高官们对信息的需求。一个高官需要有结构庞大的信息过滤人员，而我就是麦克诺顿过滤人员中的一名。
我的朋友阿兰·恩托文离开兰德公司之后，担任了国防部负责系统分析的助理国防部长，他告诉我，这就像是“引火烧身”。
引火烧身的地方还不止一处。作为一名助理国防部长或是帮办，需要担负许多职责。我每天看的１２英尺高的文件仅仅是有关越南的，而那只是麦克诺顿负责的其中的一个领域。尽管麦克纳马拉要求他对越南问题给予特别关注，可是他同时还得负责许多相关的问题。每天军事助理和帮办会将有关文件放在他的桌前。麦克诺顿建议我批阅任何与越南相关的文件，但那只是硕大的办公桌上，八九堆文件中的两三堆。还有关于欧洲、北约、亚洲或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文件，也有关于军援计划和听证会的文件，还有为总统和国防部长就某一主题拟定的演说词和听证会证词。
麦克诺顿以前一直在哈佛大学担任法学教授，曾编写过有关法律证据的教科书。他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要远远高于常人。我也一样，只不过我更习惯于对一专题进行长时间的研究。麦克诺顿要做的是不断集中注意力，一段时间处理某一方面的相关文档，而过不多久，就立即转向另外一个彻底迥异的主题。
麦克诺顿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我以前不知见过多少次。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装模做样，那是一种不由自主的集中注意力的方式。他通常都会拿出35分钟，批阅有关特定问题的文件，然后做出裁断——助手会按照他的意愿，搜集背景资料、相关电报、分析和不同的选择方案。时而未经签署便同意某个方案;时而核对帮办或是部领导为他准备的材料，做出“批准”或“否决”；时而又会要求提供更加细致的信息或是进行更加深入的工作。３５分钟后，他会把这些文档都推到一边，张开双手，架住脑袋，歇息片刻，然后两手猛地一放，头一转，开始关注另外一个相关主题。有时候，他会抬起头，向我抿嘴一笑。没人在办公室的时候，透过房门，我常常可以看见他这样做。可能这样做，刚刚关注的问题，脑中的短暂存储，可以删除的一干二净，然后就可花上３５分钟，再全神贯注地审视另外一个全然迥异的主题了。
在五角大楼的任意一间办公室里，你都可感受到同样的压力：负责系统分析的助理国防部长阿兰·恩托文的办公室里，麦克纳马拉助理亚当·亚莫林斯基的办公室里以及白宫麦乔治·邦迪的办公室里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减压的方式。麦克诺顿喜欢握紧拳头，直至指关节泛白；一些人喜欢把指关节弄得啪啪作响。阿兰的习惯更是异于常人。冥思苦想时，他喜欢弹削尖的铅笔头，而且有时候，看都不看，都可以弹得很准。我对魔术一窍不通，也不善于玩弄小把戏，所以很难理解他们的举动。要是看着他们，你别指望可以思考什么。我曾经听说，有一次在和四星上将开会时，阿兰的举动差点儿让这些上将们发狂。
凡事都是危机。凡事都有个限期。发表演讲，在国会作证，定期参加记者招待会，对国家元首的提议和要求迅速做出回复，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经历政策的决断，并且和白宫的其他部门进行协调。古巴危机时，我曾担任国际安全事务部的顾问，当时的确有点不堪重负。连续几个晚上，只在约翰（后来是保罗·尼采）办公室的特大号皮沙发上睡了几个小时。但是，现在我才知道，几乎每天都有危机产生，而且常常会在同一时间爆发。1964年10月中旬，仅仅在48小时之内，就有一连串危机爆发。中国首次试射核弹，赫鲁晓夫下台，苏联保守党政府更替，由工党取而代之。在那段特别的日子里，这些震惊全球的大事，高层官员却并未在意。当时，我曾代表麦克诺顿出席国务院一次跨部门会议。会议对前两件大事所带来的国际影响进行了讨论。（第二件大事此前根本就没有预料到。）而当时我的顶头上司却并不在场，因为他正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国务卿腊斯克举行会谈，讨论美国是否应该支持法国和比利时即将在刚果发动的秘密军事行动。而约翰逊总统那几天正被性丑闻事件所困扰。该事件涉及他的亲密助理，有可能会影响他的选举。直到此时，我才理解古巴导弹危机中一位参与者所说的话：让人放心的是，现在面临一场如此重要的危机，我们可以在１３天内，摆脱干扰，专心致志，应付危机。
不可思议的工作节奏，以及相关的内幕信息，都会使你觉得自己举足轻重。整天全神贯注，会使你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而且导致肾上腺素分泌过多。政府工作的确是很容易让人上瘾。沾上这种工作的人，一周得工作７０个小时，而且没有任何家庭生活。要是因为政府换届，或是一些经济和个人的原因，离开了政府岗位，大部分人都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返政坛：可以获得许可，再次批阅电报，处理危机。离开工作岗位后，如果你在非政府会议上或是大街上偶然遇到他们，会觉得他们个个都魂不守舍。你可以看到，政府工作给了约翰·麦克诺顿无限的动力。一次，我听到他在接听一连串的电话，不过就是想知道刚刚参加的会议内容。他看了看我，咧嘴笑了，然后一手捂住话筒，说道：“要不是我太喜欢这工作的话，我早就崩溃了。”
尽管存在各种缺点和错误，我们会竭尽所能，不断鼓励自己，今后的政府也不一定比我们做的更好——我想每个政府都是这样。
当我看到约翰或是（有时候），麦乔治·邦迪在不同的电话之间奔波，在不同的危机之间穿梭时，我就会想到马戏团的小丑。小丑在一些有弹性的长棍子顶端，放上十二个盘子，让其在空中动。当其中一个盘子开始晃动，马上要掉下来时，敏捷的把一个换到另一个上，转动长棍，让盘子再次旋转，接着转换另一个不受控制的碟子。这是一种杂技表演，需要不同寻常的能力和精力，同时还要有很好的自制能力，不能犯错误（在盘子掉下来之前，要试图抓住它，以防摔碎）。但是……我曾经多次问自己：政府官员在决策时，是否也可以这样？一连串问题同时爆发后（上述问题涵概了美国战后的“责任感”、权利和动力）或是某个问题出现后，政府是不是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制订行之有效的政策，而同时又不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现在的政府官员才智过人，机警成熟。我们可以说，光从智力和精力上说，可能很难有哪届政府可以跟肯尼迪政府（后由约翰逊继承）相媲美。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对他国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这些人是否可以明智稳妥地应对各种挑战？这样管理国家的方式到底是否正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