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61年失望地发现越南问题以来，在此后担任国防顾问的三年时间里，我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而且做得很成功。其实要回避问题很容易。当时兰德公司分析家和华盛顿顾问工作的中心跟三年前的一样：亦即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避免大规模核战的爆发。自己南亚的简短之行也和上述工作中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艾森豪威尔时期，曾认为所有战争都要诉诸核武器。虽然上次南亚之行也同时对有限战争中常规武器的研制和发展进行了研究，可对我来说，那只不过是附带研究一下而已。我所关注的问题还是遏制苏联核打击和避免核战的爆发。从越南回来后，我再次投身到对核战的研究之中。尽管有些时候，华盛顿的很多官员邀请我参加政策讨论，就外交政策品头论足，但主要是针对核武器和核威慑的，没有人让我谈论对于越南政策的想法，那可不是我的专长。因此我也就不亦乐乎。
1964年中期，我接受邀请，离开兰德公司，加入了国防部，我的职责就是协助高层官员制订对越政策。这里需要着笔说明一下。并不是我对越南问题产生了新的兴趣，也不是我对越南问题的前景再一次充满了希望，恰恰相反的是，开始工作几周后，美国驻西贡使馆发来的机密电报令我对局势的发展更为失望。这自是在情理之中。但为什么如此多的政府职位，我偏偏选中了这个职位，每天还得应对这些压抑的电报？腐臭变质的鱼又是如何落入我手中的呢？
依我看来，罪魁祸首还是自己的研究工作。六年前，我所从事的有关避免核战的研究，再次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极端。表面上看，两者似乎关系不大，实则不然。从越南回来后，我并没想到自己会在五角大楼一周工作70个小时，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使得国家陷入了这场战争之中。越南之行前，我一直在为大规模核战做准备。有鉴于自身的背景，研究核战实在是有违常理。从事核战领域的研究工作，是因为我——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儿——就极为厌恶轰炸平民的行为，极为痛恨核武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我现在还心有余悸。上述观点并不是人过中年后的心得，它们一直在我的生命中激荡，推动着我最后对越战做出惊人的反响。
我１９３１年出生于芝加哥，父亲是位结构工程师。五岁那年，全家迁到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几年后，又迁往底特律。十岁那年，收音机报道日军空袭珍珠港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时，父亲正在工厂中制造轰炸机。两年之前，电影和广播报道中的法西斯轰炸场景我还历历在目，而遭受轰炸的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以前观看的电影片断中，常会出现法西斯轰炸华沙时的情景；也常常会看到德国的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对难民家庭进行狂轰乱炸，甚至连路上的孩童也不放过；夷为平地的鹿特丹市中心，还有伦敦的闪电战也常是电影描述的主题。所有这一切都昭示出法西斯罪恶的本性。对妇幼的轰炸，罪大恶极，不可理喻，甚至德国的侵略，闪电战和战前对犹太人的清洗（我对二战时候的种族清洗一概不知）也无法与此相提并论。（尽管我的父母都出生在美国，在丹佛长大，家中无人是教徒，但是我的祖父却是犹太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父亲早年丧偶，后来娶了母亲。在嫁给父亲之前，母亲是个信奉基督教的科学家。她和父亲从小就认识。早在我出生前，父亲就随着母亲开始虔诚地信奉基督教。父亲告诉我，我们是犹太人，但在宗教信仰方面，却不能算是“犹太人”。我从小就信奉基督教，家里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可是在父母的眼里，甚至是在法西斯的眼里，我们还是百分百的犹太人。）
珍珠港事件发生之时，我正在上小学。事件之后，我们常常会进行空袭演习。一次，老师给我们放了一段有关伦敦闪电战的电影片段。同时，拿出一个燃烧弹模型。模型不大，也不长，通体呈银色。作战部队用这种炸弹引起大火，加速火势的蔓延。老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镁炸弹，发出的火焰，用水是无法扑灭的。只有使用沙土，使其与氧气隔绝，方可扑灭燃烧弹引起的熊熊大火。正因如此，每间教室里都放了一大桶沙子。我们还在每个窗户上挂上窗帘，拟作灯火管制，在各个大楼里设了空袭预警人员。在当时看来，日军轰炸机轰炸底特律的机会微乎其微，所以这样布置，就是为了让大伙体验战争。但是镁炸弹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人类居然制造发明这种耸人听闻的燃烧物质，然后活生生地投向其他人，简直让人不可思议。而且这种燃烧物质又不易熄灭，一点点就可把常人化为灰烬。我当时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向孩童投掷燃烧弹。
随后的电影片段显示，美英战机勇往直前，飞过德军的防空炮火，向德军目标投下大量的炸弹。我不知道，美英联军投下的燃烧弹，是不是跟我们课堂里所见的相同，是不是也是那种可以把人化为灰烬，很难熄灭的燃烧物质，是不是也是由白磷或是凝固汽油制成的那种。面对铺天盖地的轰炸机，面对汉堡、德累斯顿和东京的熊熊火焰，地上的人们又是如何呢？从电影上，我们无法感受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不过我们相信，而且老师也告诉我们：在诺登投弹瞄准器的帮助下，我们的精确轰炸只针对军工厂和军事目标，尽管有时也会误伤平民。英国领导人告诉民众，英国的夜间“区域”轰炸，也只是针对军事目标，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英国曾故意发动针对平民的恐怖性轰炸，但是官方通过保密、撒谎，把事实真相全都掩饰起来。美国在后来袭击德国，轰炸日本时，也曾采用过恐怖性轰炸。
在轰炸日本的城市时，我们的行径和法西斯有什么区别呢？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考虑该问题，但是后来我碰巧学习了美国战略轰炸史，对美国的战略轰炸有了更为详近的了解。我得出了一条令人信服的结论：亦即对军工厂的恐怖性轰炸和“精确”轰炸并没有缩短战争的进程，但是按任何标准评估，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战争罪行，是我们犯下的战争罪行，而不是纳粹犯下的战争罪行。在广岛和长琦投下的原子弹，毫无疑问，针对的就是无辜百姓。正是出于上述原因，使得我在二战结束后，对拥有核武器一直保持着一种复杂的心理。核武器变成了恐怖性轰炸的首选工具。随后从事的研究还告诉我，永远不要相信那些鼓吹战略轰炸的人。然而，十五年后，我发现自己正在起草作战计划，而该作战计划很有可能就包括运用热核武器，实施报复性军事行为。
自相矛盾的是，去越南之前，我和其他美国人一样，是一个“鹰派人物”。这并不是因为我和父亲一样，从小就是保守派。我是一个支持冷战的民主党人，一个自由派。我尊敬弗兰克林·罗斯福，对他的新政和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深表赞赏。我信奉团结和民权。产生上述思想，主要是得益于我的表兄哈里，他长我１１岁。经济萧条时期，他曾一度很是激进。在我上初中时的一个圣诞节时，他送给我一本经济类图书，使我对工人运动产生了兴趣。我当时正在布卢姆菲尔德上学，享受全额奖学金。当时，我们学校的学生，父母都是汽车公司的总裁，这些人都是站在斗争的另一边。1948年6月，我毕业时，心目中的英雄是沃尔特·鲁瑟，那时我很想加入汽车工人联盟，所以在上大学前的那个夏天，我到一家汽车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１７岁的我，加入工会要获得父亲的允许。父亲是个共和党，对工会运动非常反感，可是他同意我加入工会。百事可乐公司为我提供了全额奖学金，资助我上任意一所大学。我选择了哈佛，据说那里有很好的经济系。我在哈佛主修经济，同时对工会也情有独钟，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成为一名工会组织者或是工会经济学家。
1949年春天，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杜鲁门主义诞生了。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战后外交政策。我对经济和工会的兴趣也是始于当时。随后的几年里，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的政变，俄罗斯、东欧的政治风波，柏林墙危机，以及后来的朝鲜战争和东欧的崛起，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逐渐接受了冷战的思维和观点。正是因为这种思维，我对斯大林式集权政府的深恶痛绝不再只限于苏联，东欧、中国、朝鲜、古巴以及越南同样令我反感不已。但问题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们每一次所遇到的“危机”，都是因为与苏联的对峙所引起的，而且我们把每次对峙，都等同于二战之前和期间面临的挑战，加以应对。也许冷战思维的核心就是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这不仅是因为斯大林对国内的集权统治（那倒是个很恰当的比方），而且因为他对全世界人民的自由构成了威胁，因为他们军事侵略的矛头直指美国和西欧。因此，我们要积极备战，共同防御，英勇地进行战斗。尤为重要的是，正因为我们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所以也就无法通过与共产党政权进行有意义的协商来解决争端，促成军控。
几年后，我对自己审视了一番，发现我已成为一名杜鲁门式的民主党人。在国内问题上，倾向于自由派，但在对抗苏联的问题上，却是义无反顾，从容不迫。我是自由派中的一名“鹰派人物”，支持工会，反对共产党，就像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以及（后来的）亨利·杰克逊和沃尔斯·鲁瑟那样。杜鲁门总统派遣战斗机，向柏林的市民投下煤炭和食物，我对杜鲁门总统的行为很是赞赏。面对朝鲜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他所做的回应也很是令人折服。杜鲁门总统曾拒绝麦克阿瑟将军把战争扩展到中国和使用核武器的建议，决定把朝鲜战争定义为有限战争。这实在是个明智的决定。出于对政府的充分信任，我决定亲自奔赴朝鲜，参加战争，尽管当时我并不热衷于战争。我读大三的时候，和19岁的卡罗尔·卡明斯订了婚。卡明斯是一名大二的学生。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海军积集朝鲜，展开了浴血奋战。（我后来有幸得以在一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英雄威廉姆·巴伯手下接受培训。他是荣誉奖章的获得者。）因为据我估计，在大学毕业之前，我就会被应召入伍，所以当年圣诞节，我向卡明斯求婚了。假期时，我们就结了婚。这样的话，在我参军以前，还可以在一起呆几个月。
1951年2月，婚后一个月，试行了入伍考试。经过考试后，军队允许我和我的朋友完成大学学业后，再入伍当兵。我很高兴可以享受如此的殊荣。后来我获得了伍德罗·威尔逊奖学金，得以在剑桥大学学习一年，所以入伍的事情也就又推后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认为，入伍的事绝对不能再拖了。朝鲜战争现在仍在继续，我应该赶快回国。从英国留学归来后，我认为该是参军的时候了。
申请海军预备军官课程时，很多教授和朋友都很诧异。我根本就不是那类人。我的兴趣几乎都在学术方面，不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可能成为一名军官。我的教授瓦西里·列昂杰夫想帮我在空军里谋个差事，主要是从事新数学领域的线性规划研究，这跟我今后从事的经济领域的学术研究如出一辙。而海军方面的工作就不同了。更为重要的是，海军不轰炸城市，在太平洋和朝鲜战争中，他们只和敌人真刀真枪的干，从来不伤平民。
当时海军预备军官的服役期只有两年，这可谓是一个创举，但是因为服役期太短，没人想加入海军。我加入海军还有另外一个不同寻常的动机。我妻子的父亲是一位服役多年的海军上校，二战结束之后，退役了，退役时军衔为准将。妻子对海军军营有着美好的回忆；她的兄长离开耶鲁大学后，应征入伍，参加了海军，19岁生日那年，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牺牲了。我希望用自己的选择，给她一个惊喜。我想，如果我再次回到海军军营，她一定会欣喜若狂。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1953年夏天，我从剑桥大学回国，报名参加了海军预备军官培训课程。但是直到1954年春天，才正式开始授课。所以在这段时间，我又去哈佛大学选修了一个半学期的经济。因为我在本科阶段已经修完了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课程，于是很快得以参加博士学位的口头测试。就在参加测试的当天，海军通知我去匡迪科参加培训。几个星期之后——1954年5月8日——清晨，我笔直地站在训练场上，教官命令我：“把枪搁好，奠边府已经沦陷了！”
在新兵训练营集训的第一个月，我没看一份报纸，因为这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总之，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枪准备好。我没能够关注艾森豪威尔总统著名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亦即，如果北越“沦陷”，亚洲绝大部分地区将会落入共产党手里。1954年4月7日，正值我23岁生日时，总统发表了上述理论，而当时我刚刚奔赴匡迪科不久。4月16日，集训开始后的第二天，尼克松副总统宣布了试行方案，因为当时在集训，所以也错过了。副总统说：“因为越南缺乏实施战争和管理自已国家的能力”，美国应派遣部队前往越南，以挽救法国军队的溃败：“要是美国政府无法避免战争的话，就应该面对一切，派遣部队。”
尼克松的演讲，激起了大众的强烈反应。尽管民族主义力量由共产党领导，大量的电报和信函还是涌入白宫，反对美国干预越南问题和支持法国的殖民主义。民主党参议员埃德温·约翰逊在参议院说：“我反对美国大兵陷入印度支那的泥潭之中，美国人浴血奋战，却只是为了维持殖民主义，确保白人对亚洲的盘剥。”更重要的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在他的朋友参议员理察德·拉塞尔的影响下，向艾森豪威尔表示，如果没有英国的参与，美国一定不能单独采取行动。丘吉尔首相和外长艾登没有响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号召，他们认为胡志明给英国带来的挑战，远无法跟莱茵兰和慕尼黑的希特勒相提并论。战争最终没有打起来，所以我们的军官培训班失去了一次参加印度支那战争的机会。而如果入侵印度支那北部的话，战斗要比在南越时激烈得多，也许还不得不使用核武器对付中国（尼克松副总统完全支持使用核武器）。三年后，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为了回敬艾登，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拒绝做相同的类比——即把埃及总统纳赛尔比作希特勒，以至于我们军团，虽然已随美国第六舰队赶往苏伊士运河执行任务，可是再次错过了参与殖民战争的机会。
在匡迪科受训时，我对这一切毫不知情。教导我们的军士说，现在要知道的是，我们是总统卫士的预备队。那个时候，我想，在印度支那地区应该也有两栖作战舰艇，应该也有海军。要是训练允许的话，我很乐意前往助战。特别是当我想到因为我们的加入，而使核武器再无用武之地时，就有点儿欣喜若狂。一年之后，我成为了北卡罗莱纳州勒梅营排长。当读到海军司令员在国会面前所做的陈述词时，很是自豪。“正是海军三个师的奋不顾身，才得以避免核战。”这也是我在海军服役的绝佳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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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参加军官函授课程时， 我表现并不好，而且差点被除名。但是，后来通过刻苦学习，我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海军步兵军官。能够担当海军步兵排排长，我很高兴。而且重要的是，我可以指挥美国海军第二步兵师的一个连——对于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尉来说，已经是很难能可贵了。如果我一直都可以担任军队指挥官的话，我会永远留在海军中。不幸的是，1956年夏天，我的现役期结束了，我不得不离开了连队。离开部队后，我希望再次回到哈佛继续学业。正好我的儿子罗伯特·博伊德出世了，哈佛大学也给我提供了三年的奖学金。所以虽然我所属的军团要随同第六舰队前往地中海执行六个月的任务，可是我并不因错过执行任务的机会而后悔。
当时，每天都会传来战争的警告，因为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所以很有可能爆发中东战争。我所属的军团收到秘件，要求我们参加战斗。我实在无法忍受，自己所领导的战士将训练中所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而我却只能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袖手旁观。我给海军司令员发了封电报，希望可以把自己的现役期延长到地中海任务结束后。获得批准后，我立刻把自己的决定告知了哈佛学会。
几个月之后，我临时获得了一个参与高级机密的许可，首次开始处理机密文件。这样我就可以依据第六舰队的秘密应急计划，为我们军团制订登陆作战计划。当时，我们军团和第六舰队的长官都不敢确定是应该对埃及还是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尽管情报显示，情况不妙，但英法还不想发动战争。）危机升级后，我们的舰船一直在地中海的南部待命。我接到命令，要求起草海法两栖登陆计划，其他军团的指战员助手负责制订亚力山大港登陆计划。考虑到当前的敌对力量，要是采用我的作战计划，并不符合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最后我们一个作战计划也没有采用，但还是从亚力山大岛上救出了1000个美国公民。而当我们的救援行动圆满结束后，英法的战机还在头上盘旋，轰炸港口。）。其实不论总统选择哪个作战计划，我都会毫无怨言地加以实施。总统需要的时候，我很乐意为其献上自己参加海军培训时所学到的知识，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战争的对错。
直到后来，我才认识到，我们的盟国打了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当时，军团指挥官命令我向各官员简要介绍一下当前的形势。于是当年夏天，我阅读了旗舰收到的所有情报分析，并在舰队图书馆通读了几本百科全书，对运河历史和埃及关系进行了研究。我惊奇地发现，尽管英国政府对纳赛尔的行为大为恼火，可是埃及政府有权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点毋容置疑。采取任何军事措施重新夺回运河，都是很明显的侵略行径。这也正是我陈述给舰队指战员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我提出的观点很值得关注，因此命令我到其他军团进行巡回讲演，但这并不能解除人们当时存在的疑虑。我和所有的听众都不知道美国会采取什么政策，也不知道我们会扮演什么角色。我现在已然忘记，当时我们是如何表示担忧的。
尽管演讲时，我认为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但是美国选择反对其盟国，还是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用冷战时期的术语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思议。艾森豪威尔总统强令美法停止军事冒险，当时我很吃惊，但也很是为之自豪。该事件让我再次确信，我们的国家一直致力于维护国际正义，打击侵略的行动，不管是谁，即使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也决不姑息。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参加保卫韩国战争的原因；这也是在朝鲜战争中，我响应号召，履行军事义务的原因；这同时也是我参军的原因。当我拿起欧洲杂志，看到的是盟国战机轰炸运河发源地赛德港的图片。让我欣慰的是，美国人不会把这些当成是我们的杰作。
总统反对殖民主义的政策，我很是赞同，我会以自己的方式，全心全意执行总统的命令。那时候，我所关心的是战争的胜负，而不是作战的对象和原因。这种观点，是二战和冷战的遗产，当时广为人们所认可。直到1969年，我才摆脱了这种观点，后来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惊人的转变。
退役后，我回到哈佛大学，成为了哈佛学会的年轻研究员，继续在我大四时所钟爱的领域单独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在我的导师建议下，我的专业领域从工会转向了经济理论，致力于“写一篇好的论文”）。我开始执迷于决策理论这块新领域，亦即对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的流程进行抽象分析。我的专业是经济学，当时已完成了经济学硕士论文，后来又撰写了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阐述和解释了人类在对自己的行为后果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选择的方式，并提出了改善的意见。战争形势也涵盖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在战争中，不确定因素部分主要是视敌对方的选择而定。这也是所谓的游戏理论或是谈判理论的研究范畴。
所有的研究都与军事决策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可能是出于上述原因，兰德公司对决策领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数学家们曾为兰德公司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兰德公司同时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兰德公司是一家非赢利性机构，成立于1947年，设在加里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市，主要为国防部，特别是空军，进行基础研究和机密分析。1957年夏末，在简要参观了兰德公司之后，我接受了兰德公司经济部的邀请，担任了兰德公司的顾问。那时我还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三年的海军生涯使我对军队和军事战略情有独钟，而且如果能运用自己的学术思想解决军事问题，不失为一件快事。但无论如何，在去兰德公司工作前，我希望成为一个经济理论家，继续在学术领域进行自己的研究。当时我正值27岁。
1957年，正好在我考察圣莫尼卡市不久，苏联将人造卫星送入了地球轨道，这表明苏联已拥有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而且要早于美国。1958年夏天，我加入了兰德公司。当时机密情报断定，苏联在部署洲际弹道导弹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美国与苏联之间存在“导弹差距”。其实兰德公司四年前所做的绝密研究已经显示，与苏联精心策划的突袭相比，美国战略空军运用战略轰炸机B－５２ｓ、B－４８ｓ和B－５８ｓ进行报复的能力实在让人担忧。兰德公司的同事都认为，毋容置疑的是，苏联正在加紧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便获得解除美国战略空军报复的能力，而且他们成功的几率很高。尽管苏联要获得这种能力，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是这已经摧毁了我们在核威慑方面的信心。至少，任何读过相关情报分析的冷战人士都认为，苏联将最终赢得世界的主导权。
加入兰德公司的几个星期内，我发现自己已经沉浸在对不确定因素和决策程序的研究之中。人类现在遇到了最为棘手，最为紧迫的问题：避免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战争。几乎所有的机构和个人分析家都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但是问题的紧迫性，解决起来的困难性，是每个兰德公司之外的人无法想象的。在今后的几年里，我们不仅要遏制苏联对美国的报复部队和社会的核打击，而且还要保证美国拥有核打击能力，并且能够经受住任何一次核打击。
次年夏天，我加入了兰德公司经济部，成为了公司的全职雇员。虽然对核武器极为厌恶，我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我极力反对二次大战时，交战双方对各个城市的狂轰乱炸，不过自己为空军所做的研究工作，就是在苏联攻击美国的时候，使用恐怖性轰炸，威慑苏联。在我看来，这对自己的工作是个极大的讽刺。不过，还是合情合理。兰德公司的分析告诉我，为了避免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核战争，现下的行动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手段。
国家高层情报机构对当前的局势进行了预测。依照预测的情况，实施核威慑实在是无可非议。绝密情报分析显示，我们面临一个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正不惜一切代价，发掘核武器的潜力，准备彻底解除美国的武装，安安稳稳地统治全球。如果美国不拥有核武器，就无法承受苏联的打击，无法震慑住丧心病狂的敌人。只有拥有了破坏核报复的能力，拥有了承受第一次核打击的能力，亦即对珍珠港的核打击，才可以确保美国的安全。、
就自身而言，我选择了高层军官，特别是总统对核报复力量的控制和领导这样一个研究课题。当时，军方低估了该问题的重要性。多数同事都在研究，如何消除核武器、军事基地和战车的弱点。我却和其他人一道对军事神经系统的存在能力和可靠性进行了研究。当时普遍认为，应该由总统和最高指挥官决定在何种情况下发动对苏联的核打击。读硕士时，我对不确定情况下决策过程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阐述和解决具体问题。我们认为，总统在做出决策时，参照的例证，得到的警告总是无法避免的有点模棱两可，不过在不确定情况下，国家领导人却常常能做出明智之举，制订出权宜之计。
当时华盛顿以及其他领导岗位很容易受到核打击，而且通讯网络和信息系统也很脆弱，再加上预警系统有时常常会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信号和错误的警报，所以总统，或是其他高层指挥官在做出明智决策时总是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通常执行核计划的人员、方式和情况保守都很严密，常人根本无法知道。后来，兰德公司借调我到太总部工作，在那里，我对核武器领导和控制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了解了美军军事系统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其中包括广泛的核战计划。有些计划，即使是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员，也无从得知。
我意识到，和对外宣传恰恰相反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将特定情况下发动核战的权利下放给主要战区的司令员。这些特定情况包括，与华盛顿的通讯联系忽然中断——在当时，这可是家常便饭——或是总统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两次出现类似状况）。即使是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对权利下放一事也毫不知情。有时总统亦是如此。1961年前期，担任其助手一个月后，我向麦乔治·邦迪简要介绍了一下有关该问题的详细情况。肯尼迪继续秘密地权利下放给其他官员，约翰逊总统也仿效肯尼迪的做法。（1964年与参议员戈德华特竞选时，他谎称并无权利下放一事。当时，戈德华特参议员认为，大规模的权利下放是个大问题）。我同时告诉邦迪，白宫把权利下放给四星级的战区司令员后，太总部又效仿白宫，把权利下放给下一级的官员（当然总统对太总部将权利下放一事并不知情，也没有给予批准），以至于很多人员可以触摸到核按钮。正因如此，使得美国多次濒临核战的边缘。当时，对苏联的作战意图和能力进行了情报分析。分析显示，为了遏制苏联的核打击，采取上述做法，承担类似风险，完全有必要。
但是1961年夏天，一份改动很大的绝密国家情报预测报告彻底推翻了自己几年来对战略世界的看法。的确，美苏之间存在导弹差距，但却是我们10苏联1这样的比例。苏联在普列谢茨克发射点只有4枚SS－6型洲际导弹，而不是120枚，可我们仅在一个发射点就拥有40枚大力神洲际导弹和太阳神洲际导弹。六月份的情报预测报告显示是40枚。8月，我获悉，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的预测是1000枚。新的情况报告击碎了苏联核打击的阴影，以前的说法不过是胡乱猜测而已。
1961年，当我看到这份预测报告时，也是震惊万分，所以三年后，读到赫里克的电报时，采取了更加克制的态度。赫里克的电报及时地通知政府各安全部门：放下枪炮！白天，调查！找到最佳行动方案！然而执行起来却常常事与愿违。像赫里克的电报一样，新的预测报告也被秘密保存起来（由我和其他人）。国会、媒体和大众对报告的内容都毫不知情，但是它对军事计划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当时政府内部已认定，苏联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数与美国的比例为1:10，所以在１９６１年春季末期，肯尼迪政府做出决定，把使用固体燃料的“民兵型”导弹的规模定为：1000枚。这要比空军部队早些时候要求的1600枚到6000枚少得多，但是和新预测报告问世前，麦克纳马拉部长所决定的标准也相差无几。
美苏双方不仅加大力度，扩充自己的导弹数量，与此同时双方还保持高度的警戒。在工作中，我发现美国的控制和领导程序存在一系列漏洞。有时，也许就在不经意之间，一个错误的警报，美苏就会剑拔弩张，大规模核战一触即发。意外的事件，未经授权的行动，错误的警报，误解的命令，遇到危机时采取的必要警戒行为和牵制行动，都可能引发核战争。而且很有可能，美国就是核战的罪魁祸首。一想到这些，我现在都有点不寒而栗。
因为我对当时局势比较了解，所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时，我的朋友，前兰德公司同事，现为助理国防部长的哈里·罗恩邀请我参加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组成的工作组。在工作组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亲身体验了热核战争的一触即发。我开始预见到——在这场对峙中，一切都表露无疑——因为高层的错误估计，以及对自己所做的承诺缺乏认识，双方都严重曲解了对方，错误的估计了对方的行为，或是因为错误理解对方的言行，做出了错误的回应。正是这种“沟通的失败”，招致了严重的后果。
美国拥有史无前例的两个情报机构。虽然各个都针对美国的超级强敌，肯尼迪总统还是没有料到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会在古巴部署可以触及美国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赫鲁晓夫也没有料到肯尼迪总统对部署导弹一事所做的回应。前苏联最近的解密文件显示，当时苏联向古巴派遣的军队要比我们预想的多，而且这些部队个个都掌握着战略核武器，总理赫鲁晓夫也将发动核战的权利下放给了各个军团指挥官——我们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由此可见，因为缺乏远见，几乎政府中的所有官员都严重低估了爆发全面核战的风险。我当时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但是随后遇到的风险却更是骇人听闻。
1964年后半年，我一直呆在华盛顿，研究古巴导弹危机中存在的隐患。我提议就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政府决策机制和政府间那种若即若离的“沟通”方式进行探讨。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也不喜欢对特定历史事件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我知道，这些研究文件都在政府各个部门之中，一般都是绝密文件，常人根本无法看到。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可以一窥相关文件，然后进行对比分析。我试图找到决策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帮助总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自己的机构，同时加强和敌对方的互动，避免类似灾难的发生。 |
